五 “止于至善”的精神高度
《大学》第一章“明明德”告诫人们要发扬自身的美德成就伟大事业的道理,第二章“亲民”要求人们自新、新民,对上要求君主自新,对下要求百姓更新的道理,第三章则要求人们“止于至善”。
(一)“知止”的主体自觉与多元取向
“止于至善”一章比较复杂,引用了很多的《诗经》上的话。“《诗》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诗经·玄鸟》这一篇当中说,邦国的王都有千里之广,都是他的老百姓所居住的地方。“惟所止”指老百姓所达到,所居住的地方。“止”,除了终止、截止以外,还有理想境界、至善之区的意思。在这里可以把它解释成“至善之区”,即最美好、最理想的生活环境。“邦畿千里,惟民所止”是说,邦国的王都很宽阔,老百姓所居住的是美好的地方,在这里安居乐业。用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的话说就是“诗意地栖居”。
“《诗》云:‘缗蛮黄鸟,止于丘隅。’”“缗蛮”,“缗”,也读Mín(民音),是一种鸟的叫声,缗蛮鸣叫的声音。黄鹂鸟的鸣叫又清脆又动听。如果黄鹂鸟因为它叫得动听,那就满天下都是黄鹂鸟,行不行呢?这肯定不行。尽管黄鹂鸟鸣叫得很动听,但它栖息在山丘的一个区域、一个地点。黄鹂鸟虽然很多,它也不能占尽整个世界。在我看来,只有百花齐放百鸟争鸣才是多姿多彩的生态世界。如果这个世界只有一种鸟一种树,那就是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就是世界的末日人类的末日。因此,“止”很重要,它代表了一种节制和限度。在古代中国,有很多关于多元和节制、知足的思想火花,《诗经》中就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在引用了《诗经》之后,又接着引用了孔子的话。
“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孔子发感慨说,对于“止”,就是居在一个善良、美好的地方,对自己栖息之地有自足感,就是说我不是盲目地扩展,我不是无所顾忌地占有别人的领地,然后自己一个人来住,而是说我只住到我应该住到的地方。通过这一个比喻,可以知道儒家思想对节制、秩序、知足和分寸是极为重视的。儒家的“止”有其深刻的价值。
孔子的意思就是说,难道人却连那黄鸟也不如吗?“知其所止”,即鸟都知道所止,都知道栖息在它应该栖息的地方,难道人还不如鸟吗?如果人不守和谐安乐,他就不如鸟。他只知道征战,只知道霸权,只知道去践踏别人的人权。如果个体不守社会的秩序,不守人伦礼节,那这样的人,孔子认为禽兽不如。《诗经》所说的和孔子所说的并不是封建迷信,而是闪烁着人文理性的光辉,是人对自身的自醒和反观。这几句话所表达的是中国传统思想当中仍然有生命力的文化的碎片,不仅值得中国人去重新发现,也值得整个世界去发现。
在我看来,“止于至善”极为重要,安居乐业是老百姓的事情,国泰民安是国家的事情。有了“止于至善”,国和家都是安康的,国家的安康是一个国家的福音。由此可知,为什么孔子动辄就要把人和动物加以比较呢?就是因为,人有超越于动物之上的对社会、自我的思考。人们经常说,人是万物的灵长,宇宙的精华,他远远超越了动物,他会创造和使用工具,他有语言,他有许许多多动物所不具有的东西。但孔子认为这都不是最重要的,孔子认为,如果你不遵守秩序,不遵守人伦礼节,那你连禽兽都不如,连鸟都不如。人与动物的差别很可能不像一般所说的那么大,要不然为什么动物可以做到的,而人却不能做到呢?人通过“比德”,从动物身上看到了很多光辉的品德,比如“知止”,当然,最常见的就是动物的母爱。这种母爱被人冠以“本能”而草率地从价值平台转移到了科学的冷冰冰的事实平台上,其实,人很可能在走向文明的过程中遗忘了这种来源于天地本身的母爱。
屠格涅夫写过一本《猎人手记》,其中有一篇《麻雀》是关于动物母爱的,读来令人感动。有一天雨后,屠格涅夫带着他的狗出去打猎。当走到路上的时候,突然间从水淋淋的树上掉下来一只还没有长羽毛的小麻雀,这时这只猎狗毫不犹豫地冲过去就要吃掉这弱小的生命,就在这猎狗张开血盆大口要吃它的时候,只见一只蓬松得不成样子的母麻雀从树上飞了下来,它一次次地去撞猎狗的嘴,它是要用自己的身体去保护自己的孩子。这只母麻雀的举动让猎狗惊愕。
屠格涅夫跟常人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常人看了这个可能一笑了之,或者无动于衷,他作为一个灵魂的工程师,他能由此体察出一种精神。他首先感受到的是,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让那只母麻雀在那个枝头上不能停留,而一定要冲下来用自己的身体去保护自己的孩子?显然,是出于她的母爱,她要救她的孩子,她要救她的小雏。这种东西就叫母爱。他说,这种母爱的力量使他的狗在面对这个母亲的时候感到惊愕,也许这只狗也感受到这种母爱的伟大和震撼。动物能够为了自己的孩子奋不顾身,人类世界又何尝不是。人如果连这点都做不到,那就连动物都不如了。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曾经亲眼目睹一件事情,让我深深感受到母爱的伟大。大概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一天,火车站站台上的人特别少,当时铁轨上有一位妇女背着一个大约一岁的孩子前行,孩子的手里拿着一根毛草在玩。突然间,那位妇女尖叫了一声:“谁夹住了我的脚?”原来是搬闸工把电闸合上了,铁轨并轨了,那位妇女的脚被正好被夹在了铁轨中间,大家听到叫声以后都急忙朝妇女这边跑过来,可是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火车飞快地行驶过来,顿时大家都惊呆了。火车呼啸而过,一切归于寂静,在铁轨旁传来婴儿的啼哭,我们放眼望去大吃一惊,那个婴儿居然完好无损地躺在对面的沙堆上。原来就在火车即将撞倒妇女前的一刹那,一股强大的力量让她把孩子瞬间从背上解了下来并扔了出去,而自己却死在了车轮之下。这件事情让我很震惊,从那天开始我认为,我比屠格涅夫更加深刻地意识到母爱的伟大。人的求生本能,在关键时候肯定先救自己,但是,就在那么短短的时间之内,一个农村的妇女能够想得如此之深。所以我们看看孔子所说的,如果没有这样的伦理礼节,没有这样的真诚的爱,人真不如禽兽。所以,这位农村的妇女尽管没有太多的学问,但她的内在良知是光明、博大的,她的心灵充满着温润之情。所以,从此以后我认为做学问绝不能做空头之学问,而要做体验之学问!心体身验,既是理论又是实践,这样子可以加以引照的学问,才能是真血性、真性情的学问。
“止于至善”对于人而言,首先就是要坚守人伦礼节,饱含人性和美好的光辉,如果肆意践踏道德礼法,人也就不能成其为人了。那么,在孔子看来,谁才可以被看作止于至善的典范呢?
(二)五伦关系的现代意义
“《诗》云:‘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这句话出现了几个关键词,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争论的词。《诗经·文王》中说,穆穆,深远的周文王,光辉不断,而且恭敬威武。为人君,为人臣,为人子,为人父,这几个关键词,君、臣、父、子,人们耳熟能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要成君之样,臣要有臣之格,父要有父之慈,子要有子之孝。具体要求就是,作为君,即作为领导,应该“止于仁”,即定位在“仁”。 “止”的意思很重要,这个“止”就是定位。你定位到什么样子,你才能显示出一种什么样的政,就是你的政治秩序、社会秩序。行仁政、爱人民,还是行暴政、害人民,结局是截然不同的,行暴政的结局就是君不成其君,就会被人民厌弃。因此要“君其君”就应定位于“仁”,“仁”就是对一个君王的要求。这里《大学》鲜明地提出,作为国家的领导者,应该定位在仁,就是爱人民。
“为人臣,止于敬”指作为下级,应该定位在尊敬,恭敬上。当然这有些过分,因为太追求敬,就导致最后连意见都不能提,提了就叫大不敬,更不能提出自己独到的看法。所以,对敬不能过分强调,不能过分到牺牲真理的程度上。所以,在尊敬的基础上,还要提出自己的意见和独到的想法。当然,作为下级,也不能没有敬。而且即使平等的双方之间也要敬。敬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都不尊敬别人,我们都不听人家说清楚,说什么话,你就开始起来反驳,那这个社会岂不是吵吵嚷嚷甚至拳打脚踢起来了,某些国家和地区就出现了在国会上的拳打脚踢的恶劣现象。所以,相互尊重是很重要的。
“为人子,止于孝”,指作为子女,应该定位在孝,就是孝顺父母亲。这个孝顺很重要,被人骂为“不孝”是极为严厉的。中国流传一句话就是“忠孝不能两全”。“忠”是对国家而言,“孝”是对父母而言。实际上,“忠”高于“孝”,因为“齐家”之后是“治国”,或者说“齐家”是“治国”的基础。孝是日常生活中很重要的人伦标准。如果一个人连父母都不孝顺,那他忠于国家,为国捐躯,是不可能的。他连家族中最起码的人伦常识都没有,他要为国家,为这个大集体去付出,其乎难哉!在这个意义上,在“忠孝”之间,人们往往会选择“忠”,因为选择“忠”就是“大孝”,是对整个国家的负责。但对一般人而言,尽孝道与尽忠并没有严重的冲突。
“为人父,止于慈”,指作为父亲要定位在慈上,就是要慈爱。朱自清教授有一篇散文《背影》。朱自清离家的时候,身体不好的父亲到了月台上送孩子,车还没有开,这时父亲想要给孩子买一袋桔子,父亲买桔子两次爬月台融进在艰难地攀登月台的背影之中而,儿子爱父之意也从注视着父亲背影的泪眼中流泻出来。“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父亲留给孩子的不仅仅是“朱红的橘子”,还有父亲所有的爱和寄托和父亲的慈祥、慈爱。朱自清教授那个时代已经是现代了,但这孝慈思想过时了吗?难道都应该完全抛弃吗?当然没有过时,也不能抛弃。
“与国人交,止于信”,指与那些国家的人民交往,应该定位在信,定位在诚信上。一个国家的人民和国家的基本机构,如果没有诚信,那真是不可思议。如果自然、天地、宇宙没有诚信,这个世界就大乱了。大自然已有的规范和秩序丧失了,今天太阳是早上六点升起的,明天突然三点就升起,下午两点天就落山了,这个世界的轨道就出大问题了。诚信是一个恒定不变的品质,是一个一往直前的、坚守自己德行的品质,是一言九鼎的信守诺言。这样一种品质,以其不变展现了重要的价值。那些丧失了诚信、巧言令色、花样百出、坑蒙拐骗,甚至是妖言惑众的人,尽管能得宠于一时,最终将自食其果。
君、臣、子、父、国人都各有其所“止”,准确定位自己的身份,遵守道德行为的伦常,社会才能在诚信与和谐中发展,这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仍有其现实意义。
《大学》的第三章,强调了仁、敬、孝、慈、信,说明中国儒家文化是一种柔性的、软性的文化。《大学》规定,作为国家的领导者,作为国家的臣(或者是按今天的说,就是作为下级),作为家族里边的子和父,以及作为普通人的老百姓,是紧密相关的一个链条,也就是说,从君王到大臣、从孩子到父亲,最后到普通人,都有相应的规定。因此,《大学》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关于个人自由与社会规范的关系的问题。我们不能仅仅看到君臣关系,对现代社会而言,君臣关系可以转换为上级与下级的关系。不能苛求在孔子的时代或先秦的时代,就有现代意义上的上级与下级关系。经过现代的阐释,君臣关系其实代表了一种上下级关系。同样父子关系也不能照搬古代,应该增加新的意义,但子孝父慈从根本上说是合理的。即使在今天的家族里边，这种基于血缘关系的父子关系也应该强调孝与敬。所以,从品德意义上来说,仁爱、尊敬、慈孝和诚信,在今天基本上还应继续发扬下去。当然,要是愚忠、愚敬、愚孝、愚慈,甚至被忠、敬、孝、慈吞噬,那是不允许的,因为今天的社会是一个民主而理性的社会,强调人自己的个体自由是不可以出让的,这与古代不同。因此,我们不应对古代的东西完全加以否弃,当然也不能完全加以肯定。正确的做法是,理性地丢掉不合时宜的东西,并去发扬仍然有生命力的东西,包括人类文明当中那些美好的,还有价值的,还可以为现代社会提供精神支撑的东西。
君仁臣敬,父慈子孝,人和人坦诚相待,这是《诗经》中所记录的周文王对“止于至善”的实践,那是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而作为理想社会的主体的君子,应当不断地修身养德。在我看来,仁、敬、孝、慈、信都不是针对一个人而言的,而是针对一种关系而言的,这说明中国和西方的着重点是不一样的。在西方,个人自由是高于社会规范,或者社会应服务个人,所以强调的是个人的主体性,强调的是个体性。在中国,强调的是个人自由应该是和社会的规范形成和谐的关系。所以这是一种差别,在今天个人主义甚嚣尘上之时,东方的重整体关系的价值应该加以重视。 |
发表于 2014-8-5 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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