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三者之中，授业似乎容易些，只要具有某一方面的知识就可以教人；传道和解惑却非常难，道行不高，学问不深，都不能胜任。孔子是善于“传道、授业、解惑”的，但他带着弟子周游（讳言流亡，故曰周游）列国时，却也受到弟子们的许多责难。这些责难大多关系到如何面对理想和现实。坐在家里讲学论道很风雅，离开实际太远，不大会伤师生和气的。流亡国外就不同了，要处理许多具体事务，观点又不一致，难免会闹点意见。然而，孔子作为老师毕竟是道德文章令弟子佩服的老师，而他的弟子毕竟是有贤才而又不负老师任使的弟子，所以在漫长的流亡生活中，理想始终高悬着，不断出现的危机也总算都被克服。
孔子一生两次流亡国外。第一次流亡在他三十五岁的时候，当时鲁国内乱，季氏、孟氏、叔孙氏三家攻昭公，昭公奔齐，孔子避乱也来到齐国，做了高昭子的家臣，并想借此得到齐景公的重视。但是，齐国的贵族并不欢迎他，不久他就回国了。在孔子看来，季氏操纵鲁国朝政，鲁国自大夫以下皆背离正道，自己既然不能施展政治抱负，就只有退而修礼乐诗书了。作为一个学者，孔子获得了成功。早年在鲁国和齐国的政治活动，没有为他赢得权力和地位，却使他的名声广为人知。他的博学多才和对传统学问的钻研，更增添了人们对他的景仰。弟子越来越多，许多人还来自远方，这对传扬孔子的道德学问，起了很大作用。讲学兴盛，学派形成，反过来又引起鲁国统治者对孔子的重视。季平子死，季桓子嗣立，季氏家臣阳虎野心勃勃，不但想控制季氏，还想进而控制三家。于是，三家共攻阳虎，阳虎先奔齐，已而又奔晋赵氏。鲁国政局的变化，给孔子的政治前途带来希望。这时，孔子已经五十岁了，热衷从政之心，依旧如初。不久，鲁定公命孔子为中都宰，后又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五十六岁那年，孔子行摄相事，终于达到他仕途的颠峰。但是，好景不长，与闻国政三月，便一下跌落下来，不得不第二次流亡国外，直到六十八岁，才重返鲁国。孔子欲图削弱三家，故为三家所不容，这是他在鲁国政坛迅速失败的原因。第二次流亡和第一次流亡相比，显著不同有二：一是孔子已有高级政治身份，二是他有一个流亡团体。正因如此，孔子的言行才更为他的弟子和流亡所在国君臣百姓的注意。作为老师和流亡团体的首领，他既要“传道、授业、解惑”，又要在现实和理想的冲突中寻求出路，一个人扮演着导师加领袖的角色，即使在平时，也难做到既立在云端，又站在地上，更何况是在困厄之中呢？圣人遇难，才使圣人回归为常人。作为常人，自有常人的喜怒哀乐和行动决择。这一点，孔子也不例外。流亡前是圣人，流亡时是常人，结束流亡后又是圣人，这就是孔子。我们若要了解作为常人的孔子，还须多看看他流亡时的言行和与诸多弟子的关系。
孔子流亡，名曰周游列国，其实范围有限，大致不出今山东、河南之境。他到过卫、匡、蒲、曹、宋、郑、陈、蔡、叶、楚，其中匡、蒲、叶，不过是诸侯的附庸，还称不上国。孔子居卫时间最久，他认为鲁、卫之祖是周公、康叔，所以两国政治相似，他曾说“鲁卫之政，兄弟也”。不过，以当时的情形看，实在不如说是“难兄难弟”了。孔子四度出入卫国，最后一次自楚返卫，留居六年，直到流亡生活结束，没有再去别的国家。孔子久居卫国是有其原因的，卫离鲁近，便于观察鲁国的变化；卫有支持和资助他的势力，如孔子所严事的遽伯玉，就是卫国的大夫。另外，孔子弟子多仕于卫，这对维护孔子的地位和扩大孔子的影响，起了很大作用。同行弟子中，颜渊、子路、子贡、冉求最为重要。颜渊三十二岁死，孔子时年六十一，正是困于陈、蔡，师徒绝粮，从者多病的时候。流亡中始终侍奉孔子，并为孔子出谋划策、驱驰奔走的是子路和子贡。最终促成季康子礼迎孔子，使孔子体面结束流亡生活的是冉求。
当初，孔子流亡国外，最堂皇的理由是不满季桓子接受齐国的女乐。已经行至境外，季氏派人挽留，孔子还是去了卫国。刚到卫国时，孔子受到卫灵公的礼遇，“致粟六万”。后来有人中伤孔子，灵公起了疑心，甚至派人持兵仗出入，威胁孔子。孔子担心获罪，只住了十个月，就离卫去陈。路过匡的时候，匡人见孔子相貌像阳虎（阳虎奔晋，经过匡时曾施暴），就把孔子拘留了五天。颜渊途中与孔子相失，因而后至。孔子见到颜渊，忿忿说：“吾以汝为死矣！”颜渊答道：“子在，回何敢死！”可见，情急之时，圣贤也难有温良的态度。又如，孔子师徒滞留陈、蔡之间，饿的饿，病的病，陈、蔡用事大夫还不时骚扰，孔子大概为了安定人心的缘故吧，依旧“讲诵、弦歌不衰”，性情直率的子路见状“不堪其忧”，竟面带怒气责问老师：“君子亦有穷乎？”孔子回答道：“君子故穷，小人穷斯滥矣！”这等于骂子路是小人。
在孔子的弟子中，子路对老师说话最不讲究方式，心中有什么就直说什么。他很会挑老师言行的矛盾，常弄得老师非常光火。孔子是因不满季桓子接受齐国女乐才离开鲁国的，为什么卫灵公的宠姬南子——一个人们认为淫荡的女人，提出要见孔子时，孔子却同意去见呢？子路不高兴了，于是向老师发难。子路究竟说了些什么，不得而知，但却使孔子发起誓来：“予所不者，天厌之！天厌之！”又如，晋大夫赵简子家臣佛肸反叛，召孔子，孔子想去。子路对孔子说：“由（子路名）闻诸夫子，‘其身亲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今佛肸亲以中牟叛，子欲往，如之何？”孔子听后不好辩解，只好说几句只要自己行得正，就不会受坏人影响之类的话。其实，类似的事早已发生过。那还是在孔子做中都宰之前，公山不狃叛季氏，曾召孔子，孔子也想去。当时，阻止孔子的也是子路。不过，孔子的辩解却比后来理直气壮得多：“夫召我者岂徒哉？如用我，其为东周乎！”这等于说，自己能使一个叛贼成为理想国的君主。这几件事使人感觉到，孔子对于自己所说的大原则，并没有做到“一以贯之”。相反，窘困时为摆脱困境，只要有人召，不管谁召，都可以考虑去的。倘若没有子路的反对，孔子真的去了公山不狃、佛肸那里，那对孔子生前死后的名声可就成了最糟糕的事。
越是处在困境之中，人们的思想就越不容易一致。当师徒久困陈、蔡之时，孔子知道弟子们多有不满，就采取征询意见的方式，来统一认识。孔子是怎样做思想工作的呢？他分别向他的三位大弟子——子路、子贡和颜渊，提出一个相同的问题：“我的主张错了吗？我为什么落到如此地步（吾道非邪？吾何为於此）？”三人的回答不同，孔子的批评也不同，分别叙述如下：
子路回答说：“是我们不仁吗？不是，是人们不相信我们。是我们不智吗？不是，是人们不让我们离去（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邪？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批评说：“能这样讲吗？由（子路名）啊，如果仁者必使人相信，怎么会有伯夷、叔齐饿死的事？如果智者一定能离去，怎么会有王子比干被剖心的事（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齐？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
子贡回答说：“老师的道行伟大，所以天下不容纳老师。老师稍微降低道行标准，让天下容纳好吗（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孔子批评说：“赐（子贡名）啊，一个好的农人善于种田却不善于收藏，一个好的工匠善于精工细作却不能满足所有人的心意。作为一个君子应该谨守自己的道行，主要之点一定要紧紧抓住，才能理出头绪，不能为求人容纳而降低道行的标准。现在你不修你的道行，却求人容纳自己。赐啊，你的志向不远啊（赐，良农能稼而不能为穑，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君子能修其道，纲而纪之，统而理之，而不能为容。今尔不修尔道而求为容。赐，尔志不远矣）！”
颜渊回答说：“老师的道行伟大，所以天下不容。虽然这样，老师还是一意推行，不容何损于老师的道行，不容才看出谁是君子！道行不修，是我们的羞辱。我们大修道行而不受重用，是有国者的羞辱。不容何损于老师的道行，不容才看出谁是君子（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孔子欣然而笑，称赞道：“说得多好啊，颜姓的年轻人！你若富有，我愿为你主财（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
三位弟子，三种说法。三种说法，反映三种性格。子路直率，指出现实问题是人家不信你，也不让你走，不管你有多仁多智。孔子听后觉得刺耳，反驳时言辞激烈，他虽然提到伯夷、叔齐和王子比干，但并不想效法这几个人。子贡聪明，他希望修改一下老师的主张，摆脱目前的困境，尽管他先已对老师大加赞颂，但却没有达到目的，反被老师说成是没有大志的。颜渊向来“不违如愚”，可这次回答老师，口齿却非常伶俐。不过，伶俐归伶俐，实在很难从回答中找出什么有用的内容。颜渊的意思是：夫子伟大，人们不理解就越见其伟大；夫子光荣，有国者不用就越见其光荣。这种盲目的颂扬，虽然于事无补，却使孔子听后感到舒服极了。
孔子毕竟上了年纪，颠沛流离的生活常使他想到回国，但他却不愿明说。如同去国一样，回国也该有个堂皇的理由，而且最好是不失体面的回去——孔子一直这样盘算着。流亡前期，师徒在陈，晋、楚争强，轮番攻陈，后来吴又侵陈，战乱频繁，孔子想回国去了，就对弟子们说：“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进取不忘其初。 ”好象他是为约束留在鲁国的弟子，才想回国的。但鲁国的政局没有一点变化，哪能马上就回去呢？陈是必须暂时离开的了，师徒经过蒲回到卫，卫灵公还是不用孔子，一行人只好又离开卫回到陈。就在这时，鲁国的政局发生了变化，季桓子死，继承人季康子相鲁，想召回孔子。召回孔子，对季氏来说，是件十分难堪的事。作为缓冲，季康子先派人召冉求。冉求将行，孔子说：“鲁人召求，非小用之，将大用之也。”这一天，孔子老调重弹，又对弟子们说道：“归乎归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季氏召冉求，对孔子来说是一件好事，但孔子却不愿自己有朝一日回鲁，人们说那是冉求疏通的结果。到底是子贡聪明，懂得老师的意思，他在送别冉求时，告诫冉求，如果受到季氏重用，一定要设法让季康子礼迎孔子回国。冉求归鲁，是在孔子出亡的第五年。其后三四年间，孔子去陈，迁蔡，如叶，又返蔡，往楚，从师徒的遭遇看，不是受诸侯贵族的冷遇，就是被隐者讥讽，野人围困。直到自楚返卫，师徒处境才比较安定。
孔子与季氏关系的改善，有赖于弟子们在外交、军事方面的才能。鲁哀公七年，吴王夫差败齐，至缯，向鲁哀公提出征百牢的无理要求。这时，吴太宰嚭召季康子，季康子不愿前往，就派子贡做使臣加以拒绝。子贡指出征百牢不合周礼，又指出历史和现实都不允许吴国违背周礼，在外交上挫败了吴国称霸的野心。这件事帮了季氏的大忙，也使孔子面上风光。哀公十一年，齐伐鲁，鲁国兵车多于齐而怯战。季康子用冉求、樊迟为将，他们凭着对形势的分析和作战勇敢，战胜了齐国，这也是一件使孔子面上风光的事。孔子称赞他在鲁国的弟子“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季康子问冉求，军旅之事学于何人，冉求说学于孔子。季康子问孔子是怎样一个人，冉求说孔子是用之可成功业，用之可使人神无憾的伟人。季康子问可否召孔子，冉求说不以小人的议论限制他，就可以召。果然，这一年季康子礼迎孔子归鲁，孔子终于体面地回国了。
写了这么多，绝无贬损孔子的意思，而是说他也有常人的心态。不能因他难免有偏失，就连他说过的正确道理也否定掉。为师不易，不论有多高尚的道德，多广博的学问，多伟大的理想，总是处于既受人尊敬又被人挑剔的地位。古往今来，为师者哪个不被人挑剔。孔子爱他的弟子，而他的弟子更维护他作为精神领袖的尊严。当他在流亡途中缓步行进的时候，或许还没有意识到：正是弟子们的不懈努力使他走向不朽。只要看看孔子回国前，弟子们如何为老师继续做圣人铺垫道路，就知他们是多么热爱自己的老师了 |
发表于 2014-8-5 1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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