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春秋》学的传授及其特点略论

  内容摘要:东汉《春秋》三传传授方式各异,《公羊传》的颜、严二家通过博士官学、家族私授和独立研修等方式;《左传》通过家族私授、独立研习;《穀梁传》则无专家之学,传业讲习者少。为争取统治者的重用,《春秋》三传间爆发了光武帝云台《左传》立博士之争、汉章帝白虎观会议经今古文学之争、汉灵帝何休与郑玄《春秋》三传长短之争。因此,东汉《春秋》学体现出《春秋》三传的兴衰与官方的重视相联系、《春秋》学受时代学术影响而谶纬化明显、《春秋》学章句逐渐趋于简省、《春秋》学对后世影响大等四个特点。

  关键词:东汉;《春秋》学;三传;传授;特点

  《春秋》学在西汉受到重视,《公羊传》、《穀梁传》以博士官学,《左传》以在野私学,均得到讲习传授,形成不同的家派师法。西汉末的农民战争使统治土崩瓦解,经学体系受到破坏。东汉初,光武、明、章诸帝对经学极为重视,使中断的经学学统又重新恢复起来。东汉时期的《春秋》学传授情况如何,有何特点?学术界对东汉今古文经学、何休《公羊》学、《穀梁》学传授等问题有所研讨,但不够全面深入。笔者将从多维角度对东汉的《春秋》学进行探析。

  一、东汉《春秋》学的传授

  (一)《公羊》学的传授

  东汉光武帝恢复设立十四博士,《春秋》学只有《公羊传》的严、颜二博士得到朝廷的重视,取得官学地位。

  1.《严氏公羊传》传授

  (1)博士传授

  丁恭习《公羊严氏春秋》,“学义精明”。光武帝初,为博士,“诸生自远方至者,著录数千人,当世称大儒。”[1]历官谏议大夫、少府,封关内侯。著名弟子有太常楼望、侍中承宫、长水校尉樊鯈、左中郎将钟兴、程曾。楼望在光武、明、章帝时期,历官侍中、大司农、太常至左中郎将,曾入讲省内,“教授不倦,世称儒宗,诸生著录九千余人。年八十,(汉和帝)永元十二年(100年),卒于官,门生会葬者数千人,儒家以为荣。”[2]

  樊鯈在《公羊严氏春秋》传授中突出的有三点:一是审理汉明帝之弟广陵王刘荆狱。樊鯈奏请刘荆有罪当诛,汉明帝加以阻止。樊鯈引《公羊传》“君亲无将,将而诛焉”大义为说,樊鯈以此知名当世。二是删定《公羊严氏春秋》,建立自己的师法。三是“教授门徒前后三千余人”,知名者有会稽太守张霸,以及颍川李脩、九江夏勤,“皆为三公”[3]。张霸从樊鯈“受《严氏公羊春秋》,遂博览《五经》。诸生孙林、刘固、段著等慕之,各市宅其傍,以就学焉”[4],建立了学术传习群体。张霸也改造《严氏公羊春秋》,形成自己的特点。

  (2)家族传授

  张霸传其子张楷,“通《严氏春秋》、《古文尚书》,门徒常百人。宾客慕之,自父党夙儒,偕造门焉,车马填街,徒从无所止,黄门及贵戚之家,皆起舍巷次,以候过客往来之利。楷疾其如此,辄徙避之”[5],形成了较大学术影响。甄宇,习《严氏春秋》,教授常数百人。传业子甄普,甄普传子甄承,“子孙传学不绝。”[6] 孔宙,少习家训,“治《严氏春秋》”[7]。冯緄,少耽学问,习父业,“治《春秋》严、《韩诗》仓氏”[8]。

  (3)不明学缘的独立研习者

  周泽,“少习《公羊严氏春秋》,隐居教授,门徒常数百人。”[9]李章习《严氏春秋》,“经明教授,历州郡吏。”[10]祝睦,“修《韩诗》、《严氏春秋》”[11],樊敏,总角好学,“治《春秋》严氏。”[12]严訢,“治《严氏春秋》冯氏章句。”[13]

  2.《颜氏公羊传》传授

  郅恽,“理《颜氏春秋》。”[14]张玄,“少习《颜氏春秋》,兼通数家法(严氏、冥氏)。……及有难者,辄为张数家之说,令择从所安。诸儒皆服其多通,著录千余人。”[15]《颜氏春秋》博士缺,试策第一,拜为博士。后诸生告发张玄兼说诸家《公羊》学,不宜专任《颜氏春秋》博士,被免职而亡。鲁峻,“治《鲁诗》,通《颜氏春秋》。”[16]可见,《颜氏春秋》学体现出学缘不明的特点。

  《公羊》学除了以上严、颜二家官学传习外,学者中还有家法不明的有三人:郑兴,“少学《公羊春秋》”[17]。李育,“少习《公羊春秋》”[18]。何休,“作《春秋公羊解诂》。……又以《春秋》驳汉事六百余条,妙得《公羊》本意。”[19]

  (二)《左传》学的传授

  1.家族传授

  孔奇,“博通经典,作《春秋左氏删》。”儿子孔嘉,“作《左氏说》。”[20]

  郑兴,“少学《公羊春秋》,晚善《左氏传》”,新莽天凤中,率门人从刘歆讲明大义,刘歆使其撰写《左传》条例、章句、传诂。“世言《左氏》者多祖于兴,而贾逵自传其父业,故有郑、贾之学。”儿子郑众12岁从父受《左氏春秋》,作《春秋难记条例》。其后受诏作《春秋删》十九篇。[21]

  陈钦,“习《左氏春秋》,事黎阳贾护,与刘歆同时而别自名家。王莽从钦受《左氏》学。”陈元少传父陈钦之业,为《左传》作训诂。[22]陈元传马严,据《东观汉纪》载:“从司徒陈元受之。”

  贾徽,从刘歆受《左氏春秋》,作《左氏条例》二十一篇。贾逵悉传父业,弱冠能诵《左氏传》及《五经》本文,以《大夏侯尚书》教授,虽为古学,兼通五家《穀梁》之说。《后汉书》卷36《贾逵传》说:“尤明《左氏传》、《国语》,为之解诂五十一篇。”但据《隋书·经籍志》载,贾逵的《春秋》学著作更多,有:《春秋左氏长经》20卷(原注:贾逵章句);《春秋左氏解诂》30卷;《春秋训释》1卷;《春秋左氏经传朱墨列》1卷;《春秋三家经本训诂》12卷。可见,贾逵是东汉时期《春秋》学名家。

  2.家法不明的独立研习者

  冯异,“好读书,通《左氏春秋》、《孙子兵法》。”[23]马严,“能通《春秋左氏》。”[24]延笃,“少从颍川唐溪典受《左氏传》。”[25]尹敏,“兼善《左氏春秋》。”[26]

  服虔,少入太学,作《左氏春秋传解》,又以“《左传》驳何休之所驳汉事六十条。”[27]贾逵的《左氏春秋传解》在《隋书·经籍志》作《春秋左氏传解谊》,还著录服虔的《春秋左氏膏肓释痾》10卷、《春秋成长说》9卷、《春秋塞难》3卷,说明服虔也是东汉研究《春秋》学的名家。

  颍容,博学多通,喜好《左传》,“著《春秋左氏条例》五万余言。”[28]谢该,“善明《春秋左氏》,为世名儒,门徒数百千人。建安中,河东人乐详条《左氏》疑滞数十事以问,该皆为通解之,名为《谢氏释》,行于世。”[29]

  (三)《穀梁》学的传授

  东汉建立以后,《穀梁传》不立博士。汉章帝时,虽选拔学者修习《穀梁传》,选举学有所成者为郎,但不为《穀梁传》立学官,因此《穀梁传》一直处于私学不兴的地位。见于史载的《穀梁传》学者稀少,仅尹敏“兼善《穀梁》”,贾逵“兼通五家《穀梁》之说”[30],均非专门名家。有关东汉《穀梁传》的传授情况,笔者有专文发表可参看。[31]

  二、东汉《春秋》三传学之间的三次争论

  1.光武帝云台《左传》立博士之争

  光武帝建武四年(28年),尚书令韩歆上疏为《左传》、《费氏易》立博士,下诏公卿、大夫、博士在云台争议。《梁丘易》博士范升指出:“《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且非先帝所存,无因得立。”[32]列出《左传》失误十四事以及“不可录”三十一事。

  《左传》学者陈元针锋相对,上疏认为:其一,左丘明“亲受孔子,而《公羊》《穀梁》传闻于后世”;其二,范升所言,“皆断截小文,媟黩微辞,以年数小差,掇为巨谬,遗脱纤微,指为大尤。抉瑕擿衅,掩其弘美,所谓‘小辩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其三,“建立《左氏》,解释先圣之积结,淘汰学者之累惑,使基业垂于万世,后进无复狐疑,则天下幸甚。”

  范升与陈元反复辩论十几次之后,光武帝下诏立《左传》博士。太常选博士四人,陈元名列第一。光武帝因陈元为这次争立博士的主角,为避嫌,就以司隶从事李封为博士。但是,各方学者仍围绕《左传》博士之立进行争议,《后汉书》卷36《陈元传》称:“于是诸儒以《左氏》之立,议论讙哗,自公卿以下数廷争之”。恰逢此时李封病逝,《左传》最后没有立成博士。

  2.汉章帝白虎观会议经今古文学之争

  东汉初设立十四博士,随着时间的发展,经学学派分化愈演愈烈、经说日趋歧异,使学者无所适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需要再次统一。汉章帝时,在校书郎杨终的建议下,建初四年(79)召开白虎观会议。广平王刘羡与诸儒丁鸿、楼望、成封、桓郁、贾逵、鲁恭、魏应、刘羡、李育、淳于恭、杨终、班固等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论定《五经》同异于北宫白虎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主承制问难,侍中淳于恭奏上,帝亲称制临决。”[33]

  这次会议的论辨情况,《后汉书》卷36《贾逵传》有较详实的记录。贾逵认为《左传》大义有优于《公》《穀》二传之处。归纳《左传》的特点有二:其一,“《左氏》义深于君父,《公羊》多任于权变”,并反复强调“《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强干弱枝,劝善惩恶,至明至切,至直至顺”;其二,《左传》以图谶“明刘氏为尧后”,《左传》有明文,“《左氏》以为少昊代黄帝,即图谶所谓帝宣也。如令尧不得为火,则汉不得为赤”,论证汉朝建立得统之正。

  贾逵还指出重视《左传》的理由:其一,《春秋》三传不同,为了保存先王之道,故“先帝博观异家,各有所采”;其二,《左传》对《春秋》“其所发明,补益实多”,要求汉章帝“复留意废学,以广圣见,庶几无所遗失矣。”贾逵论说虽得到汉章帝的赞同,但《公羊》学者李育在白虎观会议上以《公羊》义辩难贾逵。这次会议持续一个月,对许多问题有了标准解答,统一了五经经义,由班固编写成《白虎通义》,凡涉及《春秋》之处,大多采用《公羊传》之义,间采《穀梁》之说,绝不用《左传》之义,说《公羊》学说仍是《春秋》学的主流,《左传》学在东汉中期的影响尚微。

  3.汉灵帝何休、郑玄《春秋》三传长短之争

  何休(129-182)字卲公,任城樊人。《后汉书》卷79下载,何休习公羊学,“与其师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难二传(《左传》、《穀梁传》),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废疾》。”同时学者郑玄师事第五元先,始通《公羊春秋》等,又从山东张恭祖受《左氏春秋》,对何休的著作针锋相对,“乃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何休见而叹说:‘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34]指责《公羊传》的失误,以此动摇人们对《公羊传》的信仰,维护《左传》《穀梁传》的经说。两人的论战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影响,晋人王嘉《拾遗记》卷6记载说“京城谓康成为‘经神’,何休为‘学海’。”两人争论的后果,因郑玄回答何休义据通深,古文经学于是更为学理显明,提高了《左传》的地位,此后学者言《春秋》学,大多以《左传》为宗主。

  三、东汉《春秋》学的特点

  1.《春秋》三传的兴衰与能否得到官方的重视有密切关系

  《公羊》学在光武帝时设立严、颜二博士,由于长期处于官学地位,得到朝廷的重视,以太学为基地,形成大师辈出、生徒众多的局面。《左传》学得到汉明帝、汉章帝等重视,“肃宗(汉章帝)立,降意儒术,特好《古文尚书》《左氏传》。”[35]特别是《左传》就在光武帝的强力支持下短暂设立为博士,登上了官学的地位。与《公羊传》《左传》都得到官方重视而发展兴盛相比,《穀梁传》博士不设,故无官学地位而缺乏经师和生徒,走向衰落,处于“失语”(Silent)状态。因此,《穀梁传》属于在野私学而为人所轻,以致成“微学”而屡屡被统治者视为保护的对象。汉安帝二年(123年)正月,诏选三署郎及吏人能通《古文尚书》、《毛诗》、《穀梁春秋》,各一人。汉灵帝光和三年(180年)六月,诏公卿举能通《古文尚书》、《毛诗》、《左氏》、《穀梁春秋》各一人,悉除议郎,几无应征者,正是《穀梁》学门前冷清的真实体现。

  2.《春秋》学受时代学术影响而谶纬化明显

  光武帝中元元年(56年)宣布图谶于天下,“及显宗(汉明帝)、肃宗(汉章帝)因祖述焉。自中兴之后,儒者争学图纬,兼复附以訞言。”[36]说明谶纬在东汉时代掌握了学术的“话语霸权”(Language hegemony)。

  《后汉书》卷36《贾逵传》认为《穀梁传》学者“不晓图谶,故令中道而废。”本文前面所叙述的樊鯈在汉明帝永平元年,与公卿杂定郊祠礼仪,“以谶记正《五经》异说”,显然有关《春秋》三传异同之处亦有所辨析。魏朗,“从博士郤仲信学《春秋图纬》。”[37]荀爽著《春秋条例》,又作《公羊问》及《辨谶》。[38]贾逵“上言《左氏》与图谶合者”。李育“尝读《左氏传》,虽乐文采,……以为前世陈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所引图谶,不据理体,于是作《难左氏义》四十一事。”[39]

  《后汉书》卷82上《樊英传》“善风角、星筭,《河》《洛》七纬,推步灾异。”注“七纬”《春秋》类:“《春秋》纬《演孔图》、《元命包》、《文耀钩》、《运斗枢》、《感精符》、《合诚图》、《考异邮》、《保乾图》、《汉含孳》、《佑助期》、《握诚图》、《潜潭巴》、《说题辞》也。”这些《春秋》学的纬书分为四类:一是说星相、灾异;二是对《春秋》的解释发挥;三是谶语;四是神话等,大量充斥阴阳五行、占星数术、神怪妖异的内容,虽然有解释《春秋》的作用,但论述的重点是对《春秋》的主旨作神学化的歪曲。

  3.《春秋》学章句逐渐趋于简省

  西汉时期,刘歆批评今文经学经师“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40]班固在《汉书》卷30《艺文志·赞》也指责西汉今文经学家“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义,白首而后能言。”另外,桓谭在《新论》中也谈到汉代学者秦近君解析《尚书》,“能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说至十余万言,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41],充分反映了西汉经学章句繁琐的弊端,从东汉开始,学者开始对经学进行简化。

  光武帝诏令钟兴“定《春秋》章句,去其复重,以授皇太子。”[42]樊鯈删定《公羊严氏春秋》章句,世号“樊侯学”。张霸“以樊鯈删《严氏春秋》犹多繁辞,乃减定为二十万言,更名“张氏学”。《后汉书》卷48《杨终传》记载,杨终通《春秋》,“著《春秋外传》十二篇,改定章句十五万言。”我们在前面谈到严訢研治《严氏春秋》冯氏章句,唐代杜佑《通典》引《公羊说》“昔受训云冯君八万章句”[43],显然“冯氏章句”比《严氏春秋》“樊侯学”“张氏学”更为简省。虽然《公羊严氏春秋》出现了家派师法的分化,但与西汉时期《公羊传》有“颜、严之学”,颜家有“泠(丰)、任(公)之学”“管(路)、冥(都)之学”,以及《穀梁传》有“尹(更始)、胡(常)、申章(昌)、房(凤)氏之学”[44]相比,东汉时期的《春秋》三传学脉旁分的特点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孔奇,“博通经典,作《春秋左氏删》。”郑众受诏作《春秋删》十九篇。据笔者考察,关于东汉《五经》简化的活动中,伏黯通晓《齐诗》,改定章句,作《解说》九篇,但“章句繁多”,其子伏恭“乃省减浮辞,定为二十万言”[45],这是除《春秋》学之外其他经学的唯一记载,说明东汉时期《春秋》学章句简化的特点是最突出的。

  4.《春秋》学对后世影响大

  西汉《春秋》学,仅董仲舒《春秋繁露》有较完整的文本传世而产生重要影响。但东汉时期的《春秋》学,《左传》《公羊传》均有高水平的注本。其中,《左传》以贾逵和服虔的注本最为有名。贾逵有《春秋左氏解诂》30卷,除对文辞的音韵训释外,还对人物、地理、典制等典章名物进行训解,而且还注重对《左传》经传的义理进行阐释发挥,在西汉刘歆对《左传》义理化基础上继续发展。由于贾逵对《左传》思想义理的偏重,从而体现出今文经学的特点,与旁通曲证、重视文献训解的古文经学不同,所以东汉马融评价贾逵的《左传》注“精而不博”[46]。服虔作《春秋左氏传解》31卷,其所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有字词、天文、地理、人物、职官、祭祀、卜筮、礼仪、器物和古史、方言等等,均有训释。贾逵、服虔《左传》注产生后,《隋书·经籍志》说:“诸儒传《左氏》者甚众……其后贾逵、服虔并为训解,至魏并行于世。”特别是服虔注与西晋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在南北朝时期南北分庭抗礼,各有尊崇。据《隋书》卷75《儒林传序》载:“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慎……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

  何休作《春秋公羊解诂》11卷,强调以“义例”之法注解《公羊传》,专门著作《春秋文谥例》1卷,其中“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辅、二义”是其解说《公羊传》的总纲。他在《春秋公羊解诂》中继承前人以“通三统”“大一统”“夷狄进至于爵”“德治”以及“灾异谴告”等公羊学说,还将公羊家的“张三世”与“通三统”说加以整合和融会,又提出“衰乱-升平-太平”的社会进化发展模式。总之,何休通过《春秋公羊解诂》,将自己的公羊学的思想体系按照一定的逻辑完整地建立起来,使传统的公羊学理论得以系统化、哲理化,这是对公羊学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何休的《春秋公羊解诂》对后世影响很大,徐彦的《春秋公羊传注疏》就以此为注本,成为《公羊》学的正宗。

  注释:

  [1][2][6][9][15][18][19][26][27][28][29][39][42][45]《后汉书》卷79下《丁恭传》、《楼望传》、《甄宇传》、《周泽传》、《张玄传》、《李育传》、《何休传》、《尹敏传》、《服虔传》、《颍容传》、《谢该传》、《李育传》、《钟兴传》、《伏恭传》。中华书局1965年点校本。

  [3][10][14][23][24][25][33][34][36][37][38][46]《后汉书》卷32《樊鯈传》、卷77《李章传》、卷29《郅恽传》、卷17《冯异传》、卷24《马严传》、卷64《延笃传》、卷27《丁鸿传》、卷35《郑玄传》、卷59《张衡传》、卷67《魏朗传》、卷62《荀爽传》、卷60下《马融传》。

  [4][5][17][21][22][30][32][35]《后汉书》卷36《张霸传》、《张楷传》、《郑兴传》、《郑众传》、《陈元传》、《贾逵传》、《范升传》、《贾逵传》。

  [7][8][11][12][16]洪适《隶释》卷7《泰山都尉孔宙碑》、《车骑将军冯緄碑》、《山阳太守祝睦后碑》、卷11《巴郡太守樊敏碑》、卷9《司隶校尉鲁峻碑》。中华书局1985年版。

  [13]洪适《隶续》卷3《严訢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

  [20]《后汉书》卷31《孔奇传》、《孔嘉传》。

  [31]文廷海《学术与政治的内在互动:两汉春秋谷梁学的命运演替》,《求索》2004年11期。

  [40][44]《汉书》卷44《刘歆传》、卷88《儒林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41]王应麟《玉海》卷37。四库全书本。

  [43]杜佑《通典》卷46。中华书局1988年点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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