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的最佳模式
《秦始皇统一中国有罪》一文在“关天茶舍”、“猫眼看人”、“自由中国”等论坛引起各方激辩和众多批判，多数意见比较幼稚，最普遍而可笑的是把秦始皇式的统一视为统一的“正宗”，把反对秦始皇的统一模式等同于反对统一。
其实统一可以有多种模式或类型。在古代，一种是夏商周封建制的统一，一种是郡县制加君主制的统一。（郡县制加君主制的统一又可分为法家式与儒家式两种，或者叫极权暴政式与开明专制式。）在现代，有邦联制，有联邦制，有郡县制加民主制，有郡县制加党主制。
郡县制加君主制的统一，即使是儒家化的、开明专制的，仍嫌过于集权，弊病多多，让历史陷入“其兴也勃也，其亡也忽也”的兴亡周期律的怪圈。夏商周的封建制应该是最好的，这种各诸侯国共治的国家形态，相当于现代的联邦制或地方自治。如说不足，是略嫌松散。中央政府略为“强有力”一点会更好。例如，仅仅“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还不够，军队也应该归中央政府所有和统帅，各诸侯国不能拥有军队。
郡县制加党主制统一是最坏的，比君主专制的统一更坏。古代法家、现代马家的统一都要不得。在现代，较理想、完善的制度模式与统一类型应该是：儒家民主制加郡县制，以儒家为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的民主，地方选举与中央任命结合，可以充分汲取西方民主制、联邦制的优点而有效消除其各种弊端。2011-3-7东海儒者余樟法
儒家战战兢兢与马家轰轰烈烈
权力地位是个好东西，可以更好地积德于己、造福于民，但如果用之不当，也很容易殃民害人也害了自己，权越大位越高，造下的罪孽、结下的恶果就越严重。权位就像“放大器”，用来做好事，功德特别大；用来做坏事，罪恶也特别大。
《诗·小雅·小旻》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郑玄注：“恐陷。义取为君恒须戒慎。”为君执政，就像临深恐坠、履薄恐陷一样，要戒惧谨慎。这是一种政治、社会责任感的体现，是对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对自己政治生命的高度负责。
《孝经》中，孔子曾用此诗句来规劝诸侯们；《论语》里，曾子曾用此诗句来告诫学生们。后世也爱用此名句来教诲鞭策，朱熹《答吴尉》：“大抵守官只要律己公廉，执事谨慎，昼夜孜孜，如临深谷，便自无他患害。”
马家政治人物尤其是领导人正好相反。一个个手段猛得不得了、气魄大得不得了，可谓：轰轰烈烈，如写狂草，如舞魔杖。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等大魔头，都是这种极端疯狂的“政治浪漫主义大师”。
毛氏尤是大师中的大师，其暴政给人民和国家造成的伤害，比自古以来任何侵略者都深重；“三年困难时期”造成的伤亡，比有史以来任何一次战争都严重，几千万哪！国民在毛氏的心目中，只是一种实现他个人野心的工具，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廉价试验品和牺牲品。领教过毛氏的大手笔，对草菅人命、以百姓为刍狗这些词语应会有更深刻的体会。
《中庸》说：“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朱熹注：“小人不知有此则肆欲妄行，而无所忌惮矣。”以儒家眼光看去，这些“大师”无疑都是肆无忌惮的小人之尤。老子曾教导：“治大国如烹小鲜。”“大师”们则治国家如炒冷饭，翻来覆去没完没了地乱折腾，以致血债累累、恶果累累。
君子戒慎恐惧，小人肆无忌惮，这是道德的差别，也是智慧的差别。小人有聪明奸猾有狡智，但缺乏真正的智慧，认识不到道德文化于人生于政治的重要性根本性。很容易成为习气的奴隶、邪欲的奴隶、特权的奴隶。同时，小人看不高看不远，更看不到问题的实质，严重者会丧失理智匮乏常识，胆大包天而愚昧透顶。
就拿当年大跃进来说吧，点火发起者和火上浇油者的动机都未必坏，但看不到此举显而易见的荒唐和后果，就令人齿冷。别说到处大办“吃饭不要钱”的共产主义食堂了，哪里粮食价格贵了或便宜了，儒家官员都会产生忧虑。早在《汉书·食货志上》上就有提醒：“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
儒家戒慎恐惧，马家肆无忌惮，源于思想理论的差别。儒家强调文化教育、道德教化，重在一个“化”字，讲究和风细雨潜移默化，讲究以身作则从我做起；马家主张改造社会改造人，却不认识生命的真相、不知道良知的高贵，自然不可能真正重视道德修养、尊重人的生命。暴力革命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疾风暴雨的运动，都是这种人性观的逻辑开展。2011-3-11
享受误解
孟子好辩，历代圣贤也都善辩，但都是为儒家、为真理而辩，对于自身受到的各种攻击毁谤，却是不屑或不愿置辩，所谓闻谤不辨，宠辱不惊。
这是一种相当了不起的胸襟、觉悟和境界，很多大人、老人都做不到，大多数人是宠来也惊辱来也惊。东海三十多岁时还曾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与某些无聊人士大打出手呢，偶尔忆及，羞惭不已。
没想到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面对外界各种误解却能淡然处之，令人有“惊艳”之感。误解与毁谤有所不同，误解多由于不了解，毁谤多由于故意，但不值得回应和理睬则是相同的。下面就是这位小伙子----就读于牛津的薄瓜瓜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一段话，在凯迪上看到，特录于此共赏。薄瓜瓜说：
“我想没必要和社会误解去较劲。需要做的事很多，与其把心思放在为自己正名、消除猜疑上，不如把精力投放在更有益的事情上，多做一些建设性的工作。当然，大家能给我更多理解，我会更愉快，理解毕竟比误解要好。但在不被理解的情况下，我也愿意去承受误解。妈妈很早就提出过“享受误解”，人家因为重视你才会误解你，而误解往往是理解的初级阶段和准备阶段。有太多的事情别人不容易理解，你也没有时间去跟每一个人详谈。既然如此，不如积极面对，从误解中了解社会，理解这些误解产生的社会原因。”2011-3-11
一诗三改始经看
《幽居写怀》一诗写于2006-7-28，颔联原为“冷唾浓痰朝衮衮，常驰灵感入非非。”以对“衮衮诸公”“冷唾浓痰”来表现“高雅”，当时颇自以为得意，不知这种行为本身就透着恶俗而粗劣，有伪高雅之嫌。
后来改为“厌转金晴朝衮衮”，取鲁迅“眼珠子都不转过去”之意。今天重看，心中还有“衮衮”在也。儒者应有“移风易俗”之志，却没必要现愤世嫉俗之态。乃三改，全诗如下：
拥书十万掩荆扉，那许浮尘染素衣。蝶梦花间贪栩栩，神驰物外恋非非。燃灯欲破千秋暗，煮字思疗一代饥。蜩与学鸠休发笑，不逢羊角不南飞！2011-3-10
文革特产
有名家说：“文革没有任何现代性可言，‘三忠于’‘四无限’，完全是封建的一套。”
否定文革当然应该，但不应该栽赃“封建”。该名家这里的“封建”，不知指的是夏商周的封建制度还是秦汉至鸦片战争之间所谓的“封建社会”，无论那一种“封建”，都没有“三忠于四无限这一套”。
儒家对君主的忠是有限度、有条件的，“君待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视臣如草芥，臣视君如寇仇。”那有什么“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别说儒家王朝，连要求绝对忠君的法家和秦始皇也远远没有“肉麻”到这样的高度。这一套完全是文革特产、毛家特产。2011-3-8
关于文风
对于专制特权主义，调侃嘲弄讽刺讥笑冷嘲热讽以及小丑式的嬉皮笑脸插科打诨滑稽谈谐等，有效，有助于剥去其画皮，消解其堂皇，但也有限。这种文字，似乎滑稽，近乎谑媟，偶一为之原不妨，旦旦作之则不可。
《呻吟语》将“滑稽”归于伶优之态，列为“君子免焉”的十态之一，并指出：“谑非有道之言也。孔于岂不戏？竟是道理上脱洒。今之戏者，媟矣，即有滑稽之巧，亦近俳优之流。凝静者耻之。”
物则堂儒友更说得好：“关于内容暂不多说。这种文风不免令人感慨。文者气之所形，从行文就可以看出作者的气象。中国古人写文章观点内容各异，但都讲究辞气体势，务必使之深厚持重，刚健雄毅，最忌轻浮浅薄，萎靡不振。韩非子李斯讲得不是正理，但那文章却是法度森严，铿锵有力。要想克服它，必须比他更有力。轻薄为文的恶习大概始于晚清，盛于民国，于今为烈。民国吴稚晖胡适等人不喜欢道貌岸然，提倡轻松幽默，嬉笑怒骂，流荡漫衍，全无法度，消解了古典文化中的庄严肃穆，雍容典雅，反而给了瑞金延安可乘之机。看看那时延安的文章，简直把天下的道理和正气都占尽了，有性情有志气的年轻人和知识分子都向往延安，延安集团能占据天下岂偶然哉。现在有些要追求自由民主的人士不能正面表现理想，喜欢用讽刺嘲笑的手段，殊不知采取嘲讽的手法正说明你软弱无力，说明你是犬儒。专制势力才不怕嘲讽，他怕的是堂堂之阵，正正之旗。有志于民主者若不能建立正见，澄清生命，提升境界，使良知宛然呈现，浩然之气磅礴而出，则消解专制实在是遥遥无期。”（跟于“东海新浪草堂”所附《刘清平:烟草局长们的“国学”情结：亲之欲其贵，爱之欲其富》贴后）
好文字，好见识。这种文字本身就是深厚持重刚健雄毅的典型，作为跟帖，未免浪费，特为拈出，以资共赏。
顺便指出，延安文章以毛氏为代表，毛氏文章表面上看确实不错，似乎把天下的道理和正气都占尽了，其实不然。有气势但不正，与其说正气，不如说霸气；或有道理但不大，很多言论经不起推敲，似是而非似正实“歪”的地方很多。
毛氏文章之所以富有影响力煽动性，是因为五四以来，不仅工农阶级、绝大部分知识分子也缺乏文化智慧根基，这就缺乏正知正见，很容易被他文章的霸气和歪理迷惑。我在《似是而非毛泽东---毛氏与儒家话语辨异》一文中已举例毛氏某些思想似是而非的错误。2011-3-5
首发儒学联合论坛学术厅：http://www.yuandao.com/index.asp?boardid=2
广大网友和儒友注意
近有《掀开虚伪的面纱，还原韦石的真面目》、《细看当今中国的“祸国贼” 谢万军、韦石之流》二文，署名东海一枭，都是冒牌文章。近年来拙文署名均为东海儒者余樟法。“东海一枭”之名废弃多年，早有公示。（少数论坛如“独立评论”和“天涯”，因原来注册该名，不便改动，故延续下来了。）
十多年来，总有那么一些无聊之辈或别有用心之徒热衷于冒充东海去干各种各样的事情，或写电邮、或发广告、或交朋友、或参笔会、或改文章（对东海文章加油添醋）等。江湖风波恶，鬼蜮伎俩多，特请广大网友和儒友擦亮眼睛，注意辨别，以免上当。2011-3-14东海儒者余樟法
反抗大恶，就是大善
有人看了《杀一人而救天下可以吗？----手段和目的同样重要》一文中反对杀一无辜而救天下的观点，进一步理解为：“敌人来了不能抵抗，因为抵抗不善要杀人的。”
这是严重误解。我说过：“杀一人以救天下而不为，指的是不辜、无罪之人。至于依照良法而制裁罪人，为了正义而诛除恶贼，或为了复君父之大仇而开杀戒，那正是救天下题中应有之义。” 抵抗不善、以直报怨就是善，抵抗入侵奋勇杀敌，正是正义事业，大义所在。
其次，战争属于非常态。在反侵略的正义战争中，采取一些非正常手段，是必要的，是权道，权不违经---不违背道德原则。在反侵略这种被动自救行为中，即使无意中万一误伤了对方的无辜，也是无奈。另复须知，任何来犯之敌都不是无辜的。敌方的士兵或许不乏良民，但既然已经拿起了武器（即使是被迫的），就是帮凶就是敌人。
当然，即使在战争期间，有些手段或行为也是不允许的，例如杀降就是大忌，犯之者绝无好下场，吴起、项羽就是例子。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敌人已投降，就应该当人看。至于屠杀平民，任何时候都是大恶。
又如张巡，我以为是功不抵罪的。不论为了什么崇高的目的，杀自己的百姓而食的做法都是绝不允许的，都是突破了底线的不可饶恕的罪恶----如果是上战场杀敌而食，在那种极特殊的情况下，至少还可以容忍。
2011-3-15东海儒者余樟法
底线不容破，铁律不容违---兼答网友问
不能杀害无辜，这是底线，不能因任何借口和理由去突破，那怕是无比光荣伟大的“救天下”的理由也不行，这是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的良知铁律。一旦违背，华与夷、人与禽的界线将不复存在。
儒家反对任何形式的“大义灭亲”和任何动机的杀害无辜。张巡杀妾而食与吴起杀妻求将，动机、目的和性质完全不同，张巡堪称真正的“大义灭亲”。但是，不仅“灭亲”行为本身就是大不义（手段非正义，违背程序正义），而且这个口子一开，流弊无穷，各种“非礼之礼，非义之义”乃至非正义的势力就有可能假借“大义”的名义“灭亲”或杀无辜。
儒家不着眼于一时一地的得失成败，而是着眼全局着眼天下着眼千秋万代。天下绝不会因为某个时候某个人不杀无辜而亡。相反，杀害无辜的行为本身恰恰是害天下、亡天下（文明）的。其次，真的已经尽心尽力尽人事了，也就是到了“听天命”的时候，结果如何，顺其自然。即使自己死，乃至天下亡，儒者也绝不允许故意杀害无辜，以无辜者为牺牲品。
或问：“你反对杀一人而救天下，反对把无辜者当做牺牲品，为什么不支持范美忠老师？难道范老师是有辜的，应该为了救学生而牺牲掉？”
东海答：这是混扯，把两个不同范畴的问题混在一起乱扯。儒家反对“杀一人而救天下”，是强调救天下的方式方法的正当性，强调目的的善与手段的善的一致性。反对杀害无辜，反对把无辜者当做牺牲品，可不是反对“救天下”的责任承担和牺牲精神，更不是反对基本的职业道德。
关于范跑跑的问题，我已有十多篇文章论之已透，这里就不再谈了。总之，不同的职业有不同的职业道德要求和相应的责任承担，不能逃避和放弃。身为老师临危弃学生于不顾，身为儒者临危弃真理而不持，身为军人临战弃武器而逃跑， 都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又问：“假设：按照军令，对战场上的逃兵可以当场击毙，而按照你‘杀一人而救天下不为也。’的观点，不能杀害无辜。如果在战场上，是听儒家的还是听指挥官的？”
东海答：军队里，战场上，当然要按军令办。军人有军人的纪律要求和道德规范，临敌而逃，本身就是违令，岂能说是无辜？按照军令，该怎么办就怎么办。2011-3-16
讲道德有用吗？
或问：“如果制度不改，跟权贵阶级讲道德有用吗？”
东海简答：儒家内圣外王，外王学就是关于制度建设（包括变革、改良乃至革命）的学说。儒家讲道德，是讲良知，也是良制良法。孟子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 儒家道德可不仅仅指善心善德，其含义极为深广，有强烈的制度性政治性法律性。（兼具教育性、科学性、宗教性、真理性等等。）
讲道德，就是宣传儒家弘扬儒家，就是宣传真理弘扬正义，不能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地考虑“有没有用”。董仲舒说得好：“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见《春秋繁露-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汉书-董仲舒传》中作“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应以“不急其功”为优。）其实，功利就蕴存在道理和道义之中，只是实用主义功利主义者看不出来罢了。另外，讲道德包括但不局限于“跟权贵阶级”，它是“跟”的所有人讲，也是“跟”自己讲----以身作则，从我做起。2011-3-15
正确对待异端思想---吕端错误观点批判
明儒吕端《呻吟语》中大量真知灼见，多符儒家义理，唯独下面这段话，令我摇头叹息。他说：
“圣主在上，只留得一种天理、民彝、经常之道在，其馀小道、曲说、异端、横议斩然芟除，不遗馀类。使天下之人易耳改目、洗心濯虑，于一切乱政之术，如再生，如梦觉，若未尝见闻。然后道德一而风俗同，然后为纯王之治。”（《呻吟语》）
动机是好的，手段却是极其错误的。吕端这种观点，不仅与自由主义价值观格格不入，而且也很不儒家。（详见东海《儒家的宽容性》一文）
对于各种“小道曲说异端横议”，既要根据真理正见予以如理如实的批评，又要维护、保障它们的言论自由。理论问题理论解决。动辄对异端思想“斩然芟除不遗馀类”，那是法家、马家、法西斯的做法。
如果对“小道曲说异端横议”“斩然芟除不遗馀类”，还要老师和儒者干什么？老师的责任是传道授业解惑，儒者应该诲人不倦。正因为“小道曲说异端横议”不符合儒家义理，才需要导向、教育、教化，才有赖于老师去“解惑”、有赖于儒者去“诲人”。
儒家讲“道并行而不悖”。“小道曲说异端横议”，未必没有正确合理、可取可学之处。只要儒家当道，“天理民彝经常之道”深入人心，它们的错误就能够得到有效的抑制。
马克思以宗教为鸦片，其实马克思主义更是鸦片毒品呢。不过毒品也并非一无可取，用之得当，或经过改良，还可以成为药品。就像恶人，改邪归正之后，尽管不“大”，但也不会再“恶”。在北欧民主制度下，马克思主义经过自由化，不就正常化无弊化了吗。
我说过，在漫长的君主专制历史中，儒家一方面“以道制势”，给予君主制重大的良性制约，一方面也难免为势所制，受到专制主义的不良影响。吕端上述言论，就是专制主义的污染所致，有悖于儒家经典思想和仁义原则。2011-3-16
东汉的儒学热
一些学者担心“国学热”热过度，倡议反思，可谓“担心过度”。
当今中国，儒佛道三家都很衰微淡泊（佛教好一点但严重商业化，不正常。）别说没有优秀群体和大师大德出现，连比较真诚的信仰者也寥寥无几，真不明白国学那里热了。读《后汉书-儒林列传》，那才叫儒学热、经学热呢。
“自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戢，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裹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皆专相传祖，莫或讹杂。”云云。（《后汉书-儒林列传》）
东汉儒学的官学私学都很兴旺，民间开门受徒者，在官方登记在案的（“编牒”）就不下万人，每家门徒少则百千，多则万人。相关的记载有：“杨政,…从范升受梁丘易,善说经书,…教授数百人。”、“张兴,…习梁丘易以教授,…弟子自远至者,著录且万人,为梁丘家宗。”、“欧阳歙,…在郡,教授数百人。”、“曹曾,从歙受尚书,门徒三千人。”、“牟长,少习欧阳尚书,…自为博士及在河内,诸生讲学者常有千余人,著录前后万人。”2011-3-9
自己人搞自己人
《秦始皇统一中国有罪》一文在“关天茶舍”大火，跟帖雷语不断，最雷人的一句话是：“无论你是否认同，文革中被自己人给内斗搞死总比被外人欺负而死来的强一些吧。”什么叫奴性的野蛮和野蛮的奴性，这句话就是最好的阐释。
其实这位雷哥有所不知：一、被自己人搞死与被外人欺负死一样可悲；二，往往是自己人搞自己人搞过分了，才引来外敌或给外人可乘之机的；三、自己人搞起自己人来往往不次于外敌，尤其是马家，搞起自己人来更是空前的凶狠毒辣。事实证明，某些异端政权比异族政权更可怕、更可恶、更可耻。
日本投降以来，中国人没有被外人欺负，数以亿计的生命都是给“自己人”搞掉的，仅“三年困难时期”就搞死了几千万----比有史以来任何一次来自外敌的大屠杀都厉害。人類歷史上的大屠殺排行榜上，蒙古帝國大屠殺名列第一，死亡平民估计2億，已載入世界吉尼斯記錄，但这是包括中亞西亞和東歐人的，中國死于屠殺者为3000--4000萬。2011-3-8
菩萨心肠与霹雳手段
或曰：“‘杀无辜以救天下不为也’的观点不宜过度强调，否则，就会流于反对一切正义的战争。因为，即使是‘禁暴救乱’以救天下的战争，也难免连累无辜，或者误伤误杀。”
东海答：“杀无辜”是把矛头对准无辜、有目的有计划地杀害无辜，或明知无辜而杀之，与正义的抗争或战争中误伤误杀无辜，是完全不同性质的两回事。不杀无辜，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绝对不许误杀”。误杀当然应该尽量避免，但不能为了避免误杀无辜而放弃禁暴救乱的努力。
不杀无辜，更不是不杀人。对恶人、恶势力的放纵，就是对善良、对无辜民众的犯罪。故儒家慎于杀人，又不简单地反对杀人，有义刑，有义杀，有义战。依良法而惩，是义刑，为复君父大仇而杀，是义杀，为正义而战，是义战，包括对于入侵的抵抗和禁暴救乱的征伐。
《武经七书》之一《司马法》按战争的目的，把战争分为正义与非正义两大类。认为“讨不义”、“诛有罪”、“以战止战” 的战争、平天下之乱而除万民之害、诛暴扶弱的战争是正义的。“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谓正。”“是故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司马法》卷上《仁本第一》）
如果说“杀无辜以救天下不为也”是菩萨心肠，正义的抗争或战争则属于霹雳手段。慈悲自有威严，威严不碍慈悲，菩萨心肠与霹雳手段相辅相成，王阳明就是这样的典型。
至于曾国藩，以现代眼光看，其部队对发匪及俘虏有杀戮过度、用典过重之嫌，有时对无辜之民与有罪之匪的分辨亦不够仔细。但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在那种匪谍纵横、民匪难分的特殊情况下，误伤误杀，实属难免。（例如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越军就常扮成平民，怎么区分？最仁义之师也没办法。）
因此，曾国藩在消灭发匪过程中杀戮虽多，有“曾剃头”之名，却没有民愤而饱享世誉，不碍其为儒门一代大贤。当然，说曾国藩没有民愤，是就正常之“民”而言，一些太平天国遗孽及某些反儒派对他抱恨怀愤侮辱污蔑，那是理所当然。（反儒派也不一定反曾国藩。毛氏堪称有史以来最大的反儒派了，可他对曾国藩始终颇为尊重。这也可见曾国藩的人格魅力。）
另外，在中国，可以不尊儒，不可以反儒，尊儒还是反儒，是区分一种势力之正邪善恶的重要标准。尽管满清政府不好，不是中华正统政权（可算偏统），终究算是尊儒的，比太平天国强得多。正可谓“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害”相争之时，满清政府之害比太平天国轻得多。当时不仅儒家，凡是正人君子都应该支持清政府---事实上也正是如此。2011-3-19东海儒者余樟法
天下大恶：道德逆淘汰
《礼记》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贤是品德好，能是才能高。
有德无才，德非大德，有才无德，才必歪才。儒家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本，反对唯才是举（当然更反对任人唯亲任人唯资任人唯财）。唯德是举也有弊端，但好于唯才，因为“有德无才”比“有才无德”强，同时，大德必有大才。
曹操堪称任人唯才的典型。他先后三次下《求贤令》，唯才是举，在《举贤勿拘品行令》中明确指出对那些“……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在三国群雄中，曹操手下文武才干最多，智囊团最为庞大，为曹操实现统一中原的愿望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任人唯才，有利也有弊，或可成就霸业，成就不了王道。他晚年重用的非常有才华的司马懿，成了曹家巨大的隐患和后患。曹操任人唯才，成功于此，局限于此，也遗害于此。
任人唯才是不论德行，“任人唯不贤、唯不肖” 则是专门找无德的小人、败德的恶人来“任”。这种道德逆淘汰的状况最恶劣，最为儒家所痛恨。历史上隋炀帝就是这么做的。王夫之说：
“忌天下之强，而奖之以弱，则以自弱而丧其天下，赵宋是已。然弱者，暴之反也，故外侮不可御，而内不失民也。忌天下之贤，而驱之不肖，于是而毒流天下，则身戮国亡，不能一朝居矣。逆广之杀高颎、贺若弼也，畏其贤也；薛道衡、王胄、祖君彦一词章吟咏之长耳，且或死或废，而无以自容，非以天子而求胜于一夫也，谓贤者之可轧己以夺己，而不肖者人望所不归，无如己何也。故虞世基、宇文述、裴矩、高德儒之猥贱，则委之腹心而不疑；乃至王世充之凶顽，亦任之以土地甲兵之重；无他，以其耽淫嗜利为物之所甚贱，而无与戴之者也。唐高祖以才望见忌，几于见杀，乃纵酒纳贿，托于污行，则重任之使守太原，以为崛起之资。夫人君即昧于贤不肖之分，为小人之所挠乱，抑必伪为节制之容，饰以贞廉之迹，而后可以欺昏昏者以雠其奸；未有以纵洒纳贿而推诚委之者，此岂徒逆广之迷乱哉？自隋文以来，欲销天下之才智，毁天下之廉隅，利百姓之怨大臣以偷固其位者，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呜呼！为人君者，唯恐人之修洁自好，竭才以用，择其不肖而后任之，则生民之荼毒，尚忍言乎？以宇文化及之愚劣，可推刃以相向，夫岂待贤于己者而后可以亡己哉？只以贼天下，使父子离而为涂殍。故天下之恶，莫有甚于恶天下之贤而喜其不肖者也。天子以之不保天下，士庶人以之不保其身，斩宗灭祀、鬼祸不解者，皆此念为之也，可不畏哉！”（《读通鉴论-炀帝》）
王夫之指出，隋炀帝杀害有一定德望者，重用品德名声都不好的人，并非“以天子而求胜于一夫也”，而是“谓贤者之可轧己以夺己，而不肖者人望所不归，无如己何也。”
然而，这种“恶天下之贤而喜其不肖”的道德逆淘汰，有百弊而无一利，不仅害人祸世“贼天下”、“毒流天下”，而且于自己亦有大害，“天子以之不保天下，士庶人以之不保其身，斩宗灭祀鬼祸不解者，皆此念为之也。”隋炀帝最后就死于他最亲信而愚劣不堪的宇文化及兄弟之手。2011-3-17东海儒者余樟法
近代中国为什么败于西方文明？
或问：“儒家义理要是真的全部是精华，怎么就被西方文明打败了呢，而且打得满地找牙，以至于形成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局面！”东海答：道理很简单：药方最对症，如果病人不按药方抓药和按医嘱服药，效果必然大受影响。
汉宣帝太子、后来的汉元帝“柔仁好儒”，曾上言建议宣帝“宜用儒生”。汉宣帝的回答是“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朱元璋尊儒，但对《孟子》中有关民本、有损君威的言论怒不可遏，下旨“刪孟”，并差一点把孟子革出孔庙。这都是不遵医嘱、擅改药方的行为。
学界普遍认为，阳儒阴法、外儒内法是自秦后千年来历代王朝一贯热衷的做法。另外，秦汉以后的儒家，不论是董学还是程朱理学阳明心学，于孔孟之道多多少少有所偏离。如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和“屈民而申君”的主张，与“民贵君轻”、“从道不从君”、“敬鬼神而远之”等正宗儒家义理相比，不啻为思想大倒退。
但是，即使是这样，中华文明依然辉煌，中国的政治经济科技各方面水平依然领先全球几千年来，直到明朝或清朝中期之前。这就是儒家文化的威力。即使阳儒阴法，儒家毕竟占据了“阳”的一面，获得了意识形态地位。至于近现代中国的问题，儒家更是毫无责任。而且，正因为儒家被打倒，中国的问题才更加严重、不断恶化。2011-3-18东海儒者余樟法
现实倘背道而驰，儒者当脱离现实
儒家既怀抱理想又尊重现实，是理想性与现实性的合一。但要注意，儒家对现实的尊重是有限度、有条件、有原则的。如果现实过于污浊黑暗而又拒绝接受儒家的指导，儒家绝不允许放弃原则而同流合污。在学绝道丧、斯文扫地的时代，儒者的最高使命是唯道是从、守死善道。现实如果背道而驰，儒者就当脱离现实。王夫之说：
“儒者之统，与帝王之统并行于天下，而互为兴替。其合也，天下以道而治，道以天子而明；及其衰，而帝王之统绝，儒者犹保其道以孤行而无所待，以人存道，而道可不亡。……是故儒者之统，孤行而无待者也；天下自无统，而儒者有统。” （《读通鉴论》）
帝王之统指政统，儒者之统指道统。政统很重要，道统更重要。无论天翻地覆，只要守住道，天下就仍有望。王夫之又说：
“君子之道，储天下之用，而不求用于天下。知者知之，不知者以为无用而已矣。……（君子应）秉道以自安，慎交以远物，存黄农虞夏于盗贼禽兽之中……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易简以消天下之险阻。”（同上）
王夫之对乱世中仍能“秉素志而持之以正”的学者予以特别的赞美和肯定。三国纷争之时，礼乐崩溃，天下大乱，大儒管宁远在辽东，“专讲诗书、习俎豆，非学者勿见”心静神凝，传授学问。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予以高度评价，认为他的功德比诸葛孔明还要高，是管宁的坚持，才使天下不亡：“汉末三国之天下，非刘、孙、曹氏之所能持，亦非荀悦、诸葛孔明之所能持，而宁持之也。”因为：
“天下不可一日废者，道也；天下废之，而存之者在我。故君子一日不可废者，学也；舜、禹不以三苗为忧，而急于傅精一；周公不以商奄为忧，而慎于践笾豆。见之功业者，虽广而短；存之人心风俗者，虽狭而长。一日行之习之，而天地之心，昭垂于一日；一人闻之信之，而人禽之辨，立达于一人。其用之也隐，而搏捖清刚粹美之气于两间，阴以为功于造化。君子自竭其才以尽人道之极致者，唯此为务焉。有明王起，而因之敷其大用。即其不然，而天下分崩、人心晦否之日，独握天枢以争剥复，功亦大矣。”（同上）
管宁字幼安，三国时名士，他与华歆“割席断交”曾被传为佳话。管宁在儒学史上地位有限，却在当时受到相当的推崇，避居辽东时，受到辽东太守公孙度热情招待和多方资助。后来魏国多次征召，委以太中大夫、太尉、光禄勋等重职，管宁固辞不受----于此亦可见当时尽管“礼乐崩溃”，风气尚有可观，尚未真正学绝道丧。假设管宁生在当代，又当如何？值得当代大儒名士们想一想。
2011-3-20东海儒者余樟法
太平天国：双重的夷狄
儒家重华（华夏）夷（夷狄）之辨。华夷之辨的根本标准不是血统、种族和民族，而是道德、文化和文明。儒家是道德的指南、文明的标志和“天下”的象征，对待儒家的态度，即是区分华夷的关键。
异族尊儒，即为华夏（分而言之，一般尊儒为诸夏，皈依儒门为中华），汉族反儒，即为夷狄。其言其行极端反儒反孔的太平天国，作为反文明反道德亡天下的一股恶势力，毫无疑问是夷狄，而且是双重的夷狄-----异端不一定是夷狄，但拜上帝教这样的恶性异端一定是夷狄。
一个人崇拜什么人，会透露其内在的德智水平如何。暴君恶棍的赞美者，若非无耻，缺德，就是缺智，糊涂，缺乏对是非善恶的基本分辨能力。崇拜暴君、肯定暴政、推崇邪恶的人，即使是好人，也有限，不是正人君子，更不是真正的儒者。尤其是洪秀全及太平天国，连同拜上帝的基督教都不屑一顾、耻与为伍啊。
还有一种情况，明知太平天国邪恶，但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而苟且肯定、赞美之。这种人物或势力，纵然号称正义，其“度数”也有限，因为犯下了原则性错误。
真正正义的人物或势力特别是儒家，是不屑于这么干、也不允许犯这种错误的。2011-3-22东海儒者余樟法
儒家反对形而上学吗？
或曰：“你说儒家有特质，有特定的本体论及形而上学概念。然而，历史上的儒者有很多从根本上反对形而上学。”
东海答：形而上学作为哲学术语，一般指探究超感觉的、经验以外对象的哲学，即哲学中宇宙生命本原的部分。形而上学的中文译名就是根据《易经》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语，由日人翻译而来。易言之，所谓形而上学就是西方“第一哲学(first philosophy)”的中译。
儒家反对将形上与形下、道与器割裂开来，反对空谈形而上，更反对“用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看世界”（这是马克思主义对形而上学这一概念的污蔑性使用），并非反对形而上学。儒者绝不会“从根本上反对形而上学”。
儒家的本体论和本性论就是一种形而上学----道学。《易经》的乾元、孔子的仁、《中庸》的诚、程朱的天理、王阳明的良知等等，都是形上形下不二（即道器不二），就形而上层面而言，就属于形而上学。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篇第五》）这个“性与天道”，就是“仁”的形而上。道，在天为本体，在人为本性，是道德的内在依据和根本。诗书礼乐等等文章，则是道德的外在体现。
为什么子贡“不可得而闻”？因为天道微妙，本性难言，孔子将性与天道寓于“文章”之中，让门人弟子通过“下学”以求“上达”。其次，夫子自述五十知天命。天即天道，天之所命即是性，对于性与天道，夫子五十才解悟。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夫子五十岁之前，或许证悟未彻，故不言性，五十学易赞易，始言性与天道。
儒家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诗书礼乐春秋为文章，易为言性与天道。（春秋亦兼言性与天道，故《刘氏正义以诗书礼乐为文章，易、春秋为言性与天道。）子贡“不可得而闻”之言，当是发于夫子赞易之前。（详见东海《论语点睛》）2011-3-20东海儒者余樟法
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坏？
有网友说：“经验告诉我们，我们的公仆们往往比传说中的更可恶。你把他们想的有多么坏，可结果往往发现他们比你想的还要坏。”
坏掉的岂仅是公仆们？广大“主人翁”也早已坏了。当今中国不论特权集团还是弱势群体都堪称有史以来最坏的。中国人的恶习邪欲被全方位地培养起来释放出来了。在对特权利益和物质享受的无休无止的争逐中，国人普遍物化、恶化乃至禽兽化了。
习性欲望之发很容易出偏出错，必须得到一定的制约和导向，才能发而中节，才能正常化。文化道德可以导善，将人向善的方向引导；良法良制则可以制恶，制止向恶的方向发展。同时良法良制也有赖于道德奠基和挂帅。
争权逐利本为人类根深蒂固的习欲，不需要鼓励更不应该纵容。政治挂帅和经济挂帅都是对国人的恶习邪欲的纵容和鼓励，前者鼓励争权，后者鼓励逐利。在缺乏良制良法的情况下，这种鼓励的结果的严重性是空前的。2010-12-19东海儒者余樟法
定义反儒派
一些人将老庄和道家归类为反儒派，是错误的。道家批判儒家，是由于对心性、道德的理解有异，并非反对道德本身。佛家某些高僧大德批儒也是同样的原因。无论佛道两家中人对待儒家态度如何，儒家都以佛道为辅统，因为在“讲道德”重心性这一点上是共同的。
儒家形上形下不二、内圣外王圆满，但由于思想力、深刻度和侧重点的不同，在不同派别和人物之间会有相互批评争论，有的还会很激烈，但本质上属于儒门内部矛盾。另外，反对假仁假义伪道德不是反儒----儒家自己就最反伪；有些人对儒家对仁义不了解不理解不尊重不信仰，也不一定真的反儒----他们反的是他们想象、虚构的儒。
所谓反儒派，指的是从文化根源处反，反对的是道德本身，是把它定义为无用有害、无利有蔽的坏东西、“吃人的东西”，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污蔑圣贤栽赃儒家，如鲁迅、柏杨、黎鸣等。其次是行动上、政治性、暴力性的反，焚书坑儒挖掘孔墓，无所不用其极，代表人物有秦始皇洪秀全毛泽东等。对于前者，理论问题理论解决；对于后者，除了依理反击，还需要各种行动抗争、政治改良乃至社会革命。2011-4-4东海儒者余樟法
只要不损人，利己也是善
《了凡四训》不无道理，但衡以儒学，也有不足，如书中所引明朝高僧中峰和尚的一段话涉及善恶标准，就很偏颇。中峰说：
“有益于人，是善。有益于己，是恶。有益于人，则殴人、詈人皆善也。有益于己，则敬人、礼人皆恶也。是故人之行善，利人者公，公则为真。利己者私，私则为假。又根心者真，袭迹者假。又，无为而为者真，有为而为者假。皆当自考。”
有益于人是善，不错；有益于己是恶，不对。损人害人才是恶。把一切“有益于己”都视为恶，是利他主义的观点，曾经受到过孟子严厉的批判。利己而不损人，就不能说是恶。而且，只要不损人，利己也是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如果生命尤其是人类没有了利己、益己、为己的私心欲望，连生命都无法延续，还奢谈什么“有益于人”呢？2011-4-4东海儒者余樟法
关于忠孝
或问：古人说“忠孝不能两全”，做忠臣还是做孝子，只能选择其一；却又说“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东海简答：忠孝两德，分属不同范畴，但精神相通，并不矛盾。人的时间精力和生命有限，难以面面俱到，总会有缺憾。有时候国事与亲情两头难以兼顾，“移孝作忠”，古人称为“大孝”。“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更好理解了。对父母亲都无情无义的逆子，肯定是极端自私、极端败坏的人，怎么可能为民为国尽忠呢？
孝的形式和忠的对象，都会因时代不同而异。君主时代，君是国家的象征，政权儒化之后，君国利益与国民利益有相当程度的重合，忠君，相当于忠国忠民。一无论忠君忠国忠民忠于什么，儒者都必须忠于良知，忠于正义。忠字就是把心放中正了。2011-4-2东海儒者余樟法
福德
福德福德，有德即有福，有福必有德，德大福报大。相反，德浅则福薄，负德必有祸。浅薄之人即使通过勤奋努力或聪明能力侥幸爬得很高捞了很多，也持之不久，如果手段恶劣，更属道德负债、恶性透支，难免爬得越高摔得越狠，捞得越多下场越惨。
人世间的一切都是靠不住的，权势金钱靠不住，个人的才华聪明能力智力也靠不住。唯一靠得住的是良知，是发自良知本性的德行与所累积的善业。一切善念善意善言善行，一切利于他人、有益于社会的事，都有德。“德之大者”，即使逢凶遇难，也会化吉成祥。
阴德的福报特别大。古人云：“凡为善而人知之，则为阳善；为善而人不知，则为阴德。阳善享世名，阴德天报之。”世人做了一点好事，往往喜欢通过各种方式大事张扬以收获世俗名声，其实很没劲，很“失算”。有好报是肯定的，但现修现报，后福终究有限。至于有名无实弄虚作假，后果很严重。“名亦福也，名者，造物所忌。世之享盛名而实不副者，多有奇祸。”（《了凡四训》）
积什么都不如积德，负什么也别负良心债。2010-7-11东海儒者余樟法
为儿子喝彩----为儿子《初一作文精选》作序
作为家长，读罢孩子《初一作文精选》，感到由衷的高兴，借用郭德纲的话说，孩子的作文，“给这个炎热的夏季吹来一缕新风”（郭德纲《有药也不给你吃》
这些短文，或赞美2010年南非世界杯征战赛场上的一个个健儿（《“南非”英雄》），或描绘杭州西湖的优美景色（《西湖美》），或抒发对“人类进步的阶梯”的书籍特别是历史书的喜爱之情，还表达了“当一名历史学家”的人生理想。（《一路与书同行》）。不过爸爸以为，有长远的理想是好的，但中学毕竟是打基础的阶段，具体的人生理想不必急于确定。要当什么“家”，将来根据“具体情况”再定。
在这些短文中，读者还可以与小作者一起欣赏那陪伴过他小学生涯的“一棵两米多高的大榕树”，一起游览“百年一遇的上海世博盛会”，一起体会他与同学“打羽毛球的乐趣”，一起为某个女环卫工人的善意善行而感动，一起为那个坚持、独立、多才多艺的首届快乐男声第二名苏醒喝彩……
这些短文文采不错，在表达方式上有一定特色，并且有一些新颖、独特的思考。例如：
“世界杯告诉我，有一种速度，叫做杰拉德；有一种奇迹，叫做麦孔；有一种童话，叫做格林；有一种无奈，叫做梅西；有一种爱国，叫做郑大世；有一种悲伤，叫做卡卡；有一种爆发，叫做法比亚诺...世界杯告诉我，一次失败，可以让所有的努力付之东流，但一切仍可以重头再来！”，
“我要学习苏醒的坚持，独立……，学习他身上的闪光点，争取将他身上的闪光点变成自己的闪光点。”
这些句子都相当优美且耐人寻味。
最让我高兴的是，小作者懂得去了解、关心、帮助、友爱同学，能够“发掘”初一八班这个“大家庭”成员各自的特长和性格特征，主动与他们交朋友（《我的同学》），这一表现比学习成绩好、文章写得好让我更感欣慰。希望小余同学再接再厉，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在学习、体育、品德修养各方面更上一层楼。
2010-8-19余樟法
郑重提醒
有的红火是虚火上升
有的辉煌是返照回光
有的热闹是群魔乱舞
有的鲜艳是蓄毒怒放
有的繁荣是竭辙而渔
有的发展是杀鸡取卵
有的伟大是粪土堆积
有的庄重是垃圾包装
有的沉默是装腔作势
有的谦虚是贡高我慢
有的无畏是无知无耻
有的勇敢是声势虚张
有的崇高是自轻自贱
有的奉献是为虎作伥
有的牺牲是造孽犯罪
有的奋斗是自取灭亡
2010-12-14东海儒者余樟法
想起提婆达多
佛门中良善多多而罪恶时有，本门中人相互谋害、残杀的事例并不罕见，连释尊都遭受过提婆达多的谋害-----这种欺师灭祖的行为，在儒门中是不可想象的。别说孔孟，历代大儒的弟子、学生也绝不至于对师尊这样下毒手。
提婆达多是释迦族人，为佛陀父亲之兄弟的儿子，阿难的哥哥，为佛的堂兄弟。他跟随佛出家12年中但没有证悟。之后提婆达多斗乱僧团破坏团结，鼓惑他人伤害父母，打死莲花色女比丘尼，还屡屡加害世尊。但佛教认为，提婆达多实为大菩萨化现，目的是从反面帮助释加修行成佛。
这种说法，且不论“真实性”如何，其流弊之大，影响之坏，不卜可知。它为世间种种行凶作恶不择手段者提供了最佳借口：在成就他人的理由下伤害甚至杀害他人。这样一来，任何逾越道德底线乃至非法犯罪的手段，都可以得到冠冕堂皇的解释了。难怪有儒家学者为五四及文革辩护，认为它们对儒家一打倒二摧残，恰恰从另一个角度为儒家提供了一个扫除积弊而凤凰盘涅的新机。
这就是颠倒黑白的狡辩了。儒家纵然有积弊（这个话题兹不论），岂容以那种全面否定、彻底打倒乃至恶毒摧残的方式进行？儒家也讲方便权巧、通权达变，但无论怎么变，都不能违反仁义原则，不允许采取反道德的的手段。
佛菩萨是佛教的最高“职称”，相当于儒家的圣贤。象提婆达多的罪恶，别说圣贤，即使小人儒也不会和不敢沾染的。佛教讲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在儒家，如果举起屠刀屠过无辜，那就犯了死罪，即使侥幸活着，也永远断绝了成德成圣之望，永远丧失了改过自新的机会。2011-3-25东海儒者余樟法
认贼作父与以父为贼
学说有优劣，思想有好坏，信仰有正邪，文化有善恶。法家和马家就是劣的坏的邪恶的。如果说儒家是善人大人之学，法家和马家就是恶人强人（盗贼）之学。它们都擅于把好人教育成坏人，把真人改造成伪人，最后把人变成鬼，把人间变成地狱。
马家法家群体也有善良，但小人恶人占多数。另外，马家法家的人最好也好不到哪里去，或有善人，但肯定没有圣贤大人。这是马家法家的文化本质注定的，它们会对人的良知（包括道德和智慧）造成严重遮蔽。君不见，马家法家的大腕人物，从商鞅李斯到斯大林之流，都是既恶毒又愚蠢的。同时，马家法家的社会和政治也有善，但一定是恶占上风。
马家法家越是原教旨，唯物主义越信仰坚定，性恶论思想越顽固，心灵越易败坏，政治越易苛暴，社会越多罪恶。所以，儒家是越真诚越知行合一越好，马家则相反，信仰虚假一点，言行脱钩一点，人心反而会好一点，政治和社会反而会正常化一点。背叛本来是可耻的，但对马家法家的背叛则是一种向善的努力，是改邪归正浪子回头。象戈尔巴乔夫普京等，就属于有功人员。
法家是家贼，马家是外贼，以它们为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崇拜秦始皇斯大林们，都是认贼为父。认贼为父者一定会以父为贼，信仰邪见崇拜暴君者，一定会反孔反儒反真理反道德反圣贤。因为，信仰唯物主义就一定会否定仁本主义，认定法家性恶论和马家“性关系论”为真理，就一定会视儒家性善论为谬论。
认贼为父与认贼为父都是大恶大罪都会遭“报应”，或民谴，或冥谴，或人谴，或天谴，包括各种天灾人祸及法律惩罚，都是“报应”的方式。法家和马家，不论搞理论的搞实践的还是当打手的，纵然辉煌一时，多没有好下场，而且往往死于内斗之中和“本家”之手。法家和马家社会也会遭“报应”，莽夷化禽兽化是必然的。佛教警告：谤佛要下地狱；东海提醒：反儒，人会变成鬼，社会会变成地狱。
法家和马家根源错误似是而非，但自成体系，颇有吸引力煽动力和迷惑性。例如，由于世人习性深重而习性多恶，法家的性恶论貌似正确；由于先有物质后有生命再有意识，马家的唯物论貌似真理。对此，没有一定的择法之眼，很容易上当受骗吸毒成瘾。
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其理论诉诸于人类的习性之恶而又特别巧言令色冠冕堂皇，不少有志之士及自由人士都暗中其毒而不知。自由派在政治上与马家大异，但对马家唯物主义的哲学错误大多缺乏认知。自由派分有神和无神两派，前者多是基督教徒，后者多为唯物主义者。有人称马列主义理论家宣传家为制毒者贩毒者，其信仰实践者为吸毒中毒者，堪称妙喻。
误认习性为人的本质，误认物质为第一性，也可以说是一种认贼作父。要透过习性之恶悟入本心超越性的至善，要跳出唯物与唯心的两大“圈套”，理解仁本主义的高度真理性，需要相当深厚的文化修养。
仁本主义的仁，即《易经》的乾元、程朱的天理、王阳明的良知等，佛教称之为佛性、真如、法身、如来藏，道家称之为道、太极或无极。（无极可以理解为太极的无限性。）这才是第一性的“东西”啊，于宇宙而言为本体，于生命而言为本性，于人类而言为本心。
我说过，宇宙是乾元的产物，人是良知的作品。有人说人是贪嗔痴的总合。错。贪嗔痴是习，良知才是本。人，包括肉体身和意识心，都是良知生生不息的产品。当然，本习不二，本性不在习性之外，恶念一转就是良知，贪嗔痴慢疑一转就是仁义礼智信。2011-4-8东海儒者余樟法
制度的局限性
制度有其重要性，又有其局限性：无论怎么好，怎么完善，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无论怎么好，都离不开文化道德的配合、滋润和养护。（好制度本身就是一定的文化和道德的产物。）
民主制毫无疑问高于专制，但它同样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弊端和漏洞。有些弊端和漏洞可以通过制度的不断完善逐步消堵，但旧的消堵之后，新的又会出现，而且有些问题根本可以无法单纯依靠制度本身去解决。
因此，民主制高于君主制更高于党主制，同时，王道关于民主，德治高于法治，所以我说过，民主法治相当于新王道政治的初级阶段。关于民主的不足和制度的局限，物则堂儒友有一段跟帖说的很透彻，特录于左：
“中庸上讲到人存政举，人亡政息。这句话的意义不仅适用于古代的君主制，也适用于民主制。君主制下所谓人存政举即是将希望寄托在圣君贤相上，圣贤在位，总是一切好说，如果黄钟毁弃瓦否雷鸣，昏君奸佞用事，则善政无存，人民遭殃。民主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宪政民主和三权分立等举措只是消极的避免了权力集中，使政治家受到监督，不能为所欲为，并不能积极的成就善政。如果政治人物太过平庸，德性水准和政治智慧都不高，民主制也不能有效的兴利除弊。平时可能看不出来，一到危机时刻就暴露无遗。
以目前备受关心的日本为例，战后日本在美国的主导下实现了责任内阁制，至今已经60多年，制度架构相当完备，法制健全，平时可谓井井有条，但时下的日本核电站事故充分暴露了日本政治中存在的严重问题。针对此次核泄漏，东京电力公司明显应对乏力，政府应该担起主要责任，成立应急指挥部，调配国内外一切可用的资源，集中兵力，尽快将其解决。可是日本政府却将担子扔给东京电力，只是从旁进行有限的协助指导，结果导致事态不断恶化，泄漏已经三周，至今仍然看不到解决的期限，专家预测最终解决可能还要一月乃至数月之久。民主党政府初次组阁，其要员多出身社会活动家，缺乏实际执政经验特别是应对突发性重大事件的经验。在野的自民党战后长期执政数十年，经验丰富。目前民主党想与自民党成立连立政权，以借助其经验共度难关。自民党却在此时提出如果要连立，首相菅直人必须下台让位。国难当头之际，仍然不肯放弃成见，党争不已，置国家民众利益于不顾。如此作为，正好给了专制势力以绝好的借口。
专制体制下，人民乃至体制中的大部分人处于被动状态，自由独立的意志不被允许，也就不能为自己负责。民主制下，自由得到保障，人可以有独立意志，但有了这些，不保证就一定能为自己负责，德性智慧不够，还是可能会堕落，制度再好也没用。制度只能防止罪恶不现行，却无法转变罪恶的种子。儒家成德之教却能够提升人的内在道德，自由的制度下，更容易发挥此功效。所以制度保障与成德之教实都是不可或缺的。”（跟于儒学联合论坛东海《人靠不靠得住？》）2011-4-6
关于苏联解体和项羽失败
反思本来是为了发现不足纠正偏差认识错误总结过去获取经验，但有一种反思很特殊，认为某些人物及某制度的失败原因是太仁慈太宽容，或恶得不够彻底和到位。例如，项羽兵败乌江，是因为没有在鸿门宴上干掉刘邦；毛泽东事业不顺，是因为没把很多应该杀的反动派杀掉；专制体制出了大问题，是因为专制程度不够要加强党的领导等等。
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俄罗斯共产党中央总书记久加诺夫说：苏联共产党垮台的真正原因是他的三垄断制度：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垄断利益的封建特权制度。这种反思才是正面、善性和有益的。而某北大原副校长则不一样，他反思的结论是：苏联解体根本原因是放弃阶级斗争。这就是恶性反思的典型。
这种恶性反思，客气点说，纸上谈兵书生之见，无论动机如何，导致的结果都是恶性的，容易让手握屠刀的人物及势力在错误的、成魔的道路上奔得更狂。
关于项羽的失败，韩信说是项羽小家子气，“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 陈平归因于“项王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王夫之指出：“积忮害、轻残杀”才是项羽失败的要因。项羽“事怀王而弑之，属宋义而戕之，汉高入关而抑之，田荣之众来附而斩艾掠夺之。”其败于刘邦是必然的，如果他用范增之计干掉刘邦，只怕会死得更快。王夫之说：
“李密以杀翟让故，诸将危疑，一败于邙山，而邴元贞、单雄信亟叛之；密欲守太行、阻太河以图进取，而诸将不从，及粗帅以降唐，则欣然与俱，而密遂以亡。项羽杀宋义，更始杀伯升，皆终于败，其辙一也。然则令项羽杀汉王于鸿门，犯天下之忌，愈不能以久延，而味者犹称范增为奇计，鄙夫之陋，恶足以知成败之大纲哉？”（《读通鉴论》）2011-4-9东海儒者余樟法
他们为什么“异变”？
儒家圣贤道德修养、文化立场都是不退转的，就像佛不会退转为魔一样。一般士君子和爱儒学儒者则不稳定，不排除道德上缩小乃至变恶、立场上转向异端外道的可能性。（不过，在古今中外所有学派宗派中，儒门中人是最不容易退化和转向的。）
出自儒门的韩非子李斯们转变为法家，各有一定儒学修养的毛泽东冯友兰们转变为马家，就是道德退化、信仰转向的典型。
对于良知本性，圣人证悟（圆证），贤者解悟，都能坚信之彻解之实行之，一般士君子和爱儒学儒者，理解有限或属于口头禅。其信仰实践的程度就有限，遇到言之成理、自成体系的异端学说，加上各种外在因素和力量的影响诱惑，就很可能产生动摇乃至成为异端的俘虏。
韩非子李斯的老师荀子的性恶论观点就是错误的，虽为大儒，乃“儒门外道”，对学生的“异变”要负主要责任。冯友兰认为“良知是个假设”，其儒学理论纯属口头禅，信解行证四个字，信行证都欠奉，解得也不透。毛泽东青少年时代对传统文化有所认识和理解，但程度较低，蜻蜓点水，似是而非。在马克思主义红遍全球的时代，这类人物弃儒归马是“正常现象”。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尽管为半吊子，其文化智慧水平与周围的那些土老帽和“洋插队员”们相比，却高明得不可以道里计。（由于缺乏良知信仰，违悖仁义原则，智慧便为邪智。）从马列集团中脱颖而出，可谓理所当然，势所必然。2011-4-12东海儒者余樟法 |
发表于 2014-8-5 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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