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串生死的人生礼仪--《仪礼》

《仪礼》是现存最早的关于礼仪的典籍。汉武帝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初置五经博士,《仪礼》即居其一。入唐,有"九经";至宋,有《十三经》;《仪礼》均在其中,是为儒家经邦治国的煌煌大典之一,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非常深远。

一、《仪礼》的名称、传本和今古文问题
《仪礼》在"三礼"中,成书最早,而且首先取得经的地位,是礼的本经。《仪礼》本名《礼》。《汉书·景十三王传》:"献王所得书皆先秦古文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中的《礼》,就是指《仪礼》。《汉书·艺文志》也只称"《礼》",不称"《仪礼》"。汉人还每每有把《仪礼》称为《礼记》的,如《史记·孔子世家》说"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出",此处的《礼记》,指的就是《仪礼》。《后汉书·卢植传》也称《仪礼》为《礼记》。此外,郭璞注《尔雅》称引《仪礼》文学,屡屡称之为《礼记》,这可能是《仪礼》的经文之后大多附有"记"的缘故。何休《公羊》注在引用《仪礼》经文或记时,则每每混称,而不加区别。据清儒段玉裁考证,汉代《礼》十七篇的标题前,并没有"仪"字。东晋元帝时,荀崧奏请置《仪礼》博士,才开始有《仪礼》之名,但尚未成为通称。如唐人张参《五经文学》引《仪礼》文字很多,但都只说"见《礼经》"。唐文宗开成年间石刻九经,《礼经》用《仪礼》之名,于是成为通称,沿用至今。但《礼经》之名也依然使用。
学者还每每称《仪礼》为《士礼》,原因是先秦好以篇首的几个字作为篇名或书名,《仪礼》十七篇的首篇是《士冠礼》,所以以其篇首之字而名之为《士礼》。也有学者认为,《士礼》的得名当由内容而起,因为《仪礼》所记,以士的礼仪为主。
汉代《仪礼》的传本有四种,即大戴本、小戴本、庆普本和刘向《别录》本,四种传本都将《仪礼》十七篇分为冠婚、朝聘、丧祭、射乡等四类,但是十七篇的顺序只有《士冠礼》、《士昏礼》、《士相见礼》三篇是相同的,其余各篇则不尽相同。四种传本的篇序,戴德本以冠、昏、丧、祭、乡、射、朝、聘等八条大纲为序排列各篇,《丧服》一篇相传为子夏所作、故列在最后。刘向《别录》本则将有关冠、昏、乡、射、朝、聘的十篇居先,而将有关丧、祭的七篇列后,这可能是前十篇为吉礼,后七篇属凶礼的缘故,全书依吉、凶、人神为序。戴圣本的次序最为混乱,几乎没有条理可寻。1957年,甘肃武威磨嘴子6号汉墓出土一批西汉晚期抄写的《仪礼》竹、木简,共496支。据简的形制及内容,可以分为甲、乙、丙三种文本。甲本木简包括《士相见》、《服传》、《特牲》、《少牢》、《有可》、《燕礼》、《泰射》等七篇;乙本木简只有《服传》一篇;丙本为竹简,只有《丧服》一篇。其篇次不仅与今本《仪礼》不同,而且与二戴本不同,有学者认为,这可能就是东汉时即已失传的后(苍)氏之庆普传本。从文字上看,丙本的《丧服》为单经本,经文之下没有传文;而甲本和乙本的《服传》都只有传文而没有经文,即所谓"单传本",与今天所见经、传合一的文本不同,证明西汉时经文和传文是各自独立成书的。郑玄注《仪礼》时,认为二戴本"尊卑吉凶杂乱",不可取从;而刘向《别录》本"尊卑吉凶次第伦序",所以采用的是刘向《别录》本。
《仪礼》十七篇的内容,及于上古贵族生活的各个方面。宋人王应麟依照《周礼·春官·大宗伯》对礼的划分方法,将十七篇分为四类:《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等三篇记祭祀鬼神、祈求福佑之礼,属于吉礼;《丧服》、《士丧礼》、《既夕礼》、《士虞礼》、等四篇记丧葬之礼,属于凶礼;《士相见礼》、《聘礼》、《觐礼》等三篇记宾主相见之礼,属于宾礼;《士冠礼》、《士昏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礼》、《公食大夫礼》等七篇记冠昏、宾射、燕飨之礼,属于嘉礼。其实,《仪礼》的篇数至今是一个悬而未决的疑案。郑玄引刘向《别录》,说《仪礼》为十七篇,但又说《别录》称《既夕礼》为《士丧礼下篇》,称《有司彻》为《少牢下篇》,如此,则《别录》所见《仪礼》应该只有十五篇,可能另有两篇已经失传。王充在《论衡·谢短》篇中说"今《礼经》十六",这是他所见《仪礼》的篇数。而荀悦《汉纪》则说:"高堂生传《士礼》十八篇。"可谓莫衷一是。
据《汉书·艺文志》,汉代的《仪礼》有古文经和今文经两种。古文经是用先秦古文字书写的。《汉书·艺文志》目录:"《礼古经》五十六卷,《经》七十篇。"前者为古文,后者为今文。所谓《礼古经》,出于鲁淹中(或说出于孔子壁中),有五十六篇。"《经》七十篇",即高堂生所传的十七篇《士礼》,"七十"乃"十七"之误倒。今文经只有十七篇。比古文经少三十九篇。今、古文《仪礼》都有的十七篇,内容基本相同,只是文字上有差异,因此,《仪礼》实际上无所谓今古文的问题。古文经多出的三十九篇,因不在当时通行的礼经之中,人们多不传习,后来渐渐失传了,人们称其为"逸礼",其面貌今已不可知,甚至连篇名也很难考索。《周礼》、《礼记》的郑玄注,以及其它一些古书的注疏中,曾经提到《天子巡狩礼》、《朝贡礼》、《烝尝礼》、《王居明堂礼》、《古大明堂礼》等篇名,王应麟认为就是三十九篇"逸礼"之属。元儒吴澄又将这些文字分类汇辑,附在《仪礼》各篇之后。但也有学者认为,三十九篇"逸礼"传授不明,又无师说,可能是子虚乌有之物。清人邵懿辰认为,后人所引及吴氏所辑,内容与十七篇所记不相类,文字也不古朴,很可能是后人的伪作,而不是当时通行的礼。

二、《仪礼》的作者与撰作年代
关于《仪礼》一书的作者及其年代,自古以来就存在分歧。古文经学家认为是周公所作,今文经学家认为是孔子所作。古代的学者大都踵此二说。如崔灵恩、陆德明、贾公彦、郑樵、朱熹、胡培翚等都持周公手作说,他们根据《礼记·明堂位》"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的记载,认定周公所制的"礼",就是《仪礼》及《周官》等书,是周公损益三代制度而写成的;他们还认为,《仪礼》词意简严,仪节详备,非周公不能作。而司马迁、班固等则认为《仪礼》是孔子所作,说孔子慨叹周室衰微,礼崩乐坏,因而追迹三代之礼而作此书。
以上两说,以孔子作《仪礼》说比较合理。据《礼记·杂记》记载,恤由死后,鲁哀公曾派孺悲向孔子学习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也就是说,《仪礼》的《士丧礼》在这时经过孔子的传授被正式记录下来了。皮锡瑞《三礼通论》、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据此认为,这是孔子作《仪礼》的明证,并进而推论其余十六篇也是孔子所作。他们还认为,《仪礼》文字风格与《论语》非常相似,其内容与孔子的礼学思想也完全一致,例如孔子很重视冠、昏、丧、祭、朝、聘、乡、射等八礼,而《仪礼》十七篇正是记述这八种礼仪的,这不能说是巧合。邵懿辰等断言,《仪礼》十七篇并不是经历了秦火而残存的篇数,而是孔子教授弟子的原典,十七篇的内容已经足以总揽礼的大纲。但是,也有学者怀疑《杂记》所记的真实性,清人崔述《丰镐考信录》就说:"今《士丧礼》未必即孔子之所书。"从周代金文以及《尚书》、《逸周书》、《国语》、《左传》、《毛诗》等文献看,周代已经出现了一些比较程式化的仪礼,贵族们经常举行各种典礼,如冠礼、觐礼、聘礼、飨礼、丧礼等,其仪节与《仪礼》所见有相同或相似之处。近人沈文倬先生认为,《礼记·杂记》所说的《士丧礼》,实际上包括《丧服》、《士丧礼》、《士虞礼》、《既夕礼》等四篇,后三篇记述的是丧礼的连续过程,《丧服》记述的是丧礼中的服饰,内容贯通,缺一不可,著成的年代应该比较相近,大约在鲁哀公末年至曾悼公初年,即周元王、定王之际。而《仪礼》一书,则是公元前5世纪中期到4世纪中期的一百多年中,由孔门弟子及后学陆续撰作的。沈说较为公允。
《仪礼》十七篇,除《士相见礼》、《大射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等四篇之外,其余各篇之末都有"记"。一般认为,记是孔门七十子之徒所作。《丧服》一篇体例较为特殊,经与记均分章分节,其下又有"传"。传统的说法认为,"传"是孔子门人子夏所作。但是,也有人认为,此子夏为汉代人,与孔子的门人子夏同名,而非一人。

三 、《仪礼》的传授与研习
据《史记》记载,西汉初最早传授《仪礼》的是高堂生。《汉书·儒林传》:"汉兴,然后诸儒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诸学多言礼,而高堂生最本。礼固自孔子是,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一般认为,高堂生把《仪礼》传给萧奋,萧奋传给孟卿,孟卿传给后苍,后苍传给大戴(戴德)、小戴(戴圣)、庆普,这就是汉代的《礼》学的所谓五传弟子。但是,《史记·儒林传》所记,在萧奋只前还有徐氏,萧奋之《礼》当得自徐氏,徐氏与高堂生的关系不详。《礼》为五经之一,最初的《礼》博士是谁,今已不可考。宣帝时,博士后苍以《诗》、《礼》名世。据《汉书·艺文志》,后苍以《礼》授"沛闻人通汉子方、梁戴德延君、戴圣次君、沛庆普孝公。……由是《礼》有大戴、小戴、庆普之学"。西汉政府设立的《易》、《诗》、《春秋》"五经博士",都是今文经学。《礼》也不例外,大、小戴及庆氏三家也都是今文经学,其中,大、小戴列于学官,庆氏不立于学官。
最早为《仪礼》全书作注是的郑玄,此前只有少数人为《仪礼》的某些篇作过注,如马融作的《丧服注》即其例。郑玄的情况已在介绍《周礼》时谈到,此处不再重复。郑玄的《仪礼注》和《周礼注》一样,文字精审,要言不烦,博综众家,兼采今古文,受到广泛的欢迎,成为《仪礼》研究的不祧之祖。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严辨宗法血统,《仪礼·丧服》根据服丧者的嫡庶亲疏身份,对丧服的样式作了严格的规定,因而《丧服》研究成为当时的时尚,著述极多。唐代学者在总结两汉、魏晋南北朝经学的基础上作《九经疏》,其中的《仪礼》疏是由贾公彦做的。遗憾的是,尽管贾氏的《周礼疏》赢得了很高的学术声誉,但《仪礼疏》得到的评价并不高,原因是魏晋时《丧服》独盛,其它各篇研究较差,所以贾氏作《仪礼疏》时,《丧服》一篇所引章疏有袁准、孔伦等十几家,材料比较丰富,而其余各篇所引,只有南齐的黄庆、隋的李孟哲两家,详略十分悬殊,而且黄、李二家的注水平也不高,连贾氏自己都不满意。
唐以《易》、《诗》、《书》、《三礼》、《三传》等"九经",考课取士。按经文自数的多少,将"九经"分为三等,《礼记》、《左传》为大经,《毛诗》、《周礼》、《公羊》为中经,《周易》、《尚书》、《仪礼》,《谷梁》为小经。由于《礼记》的字数比《左传》少,所以,攻大经者竟相读《礼记》;中经与小经之中,《周礼》、《仪礼》、《公羊》、《谷梁》四经或文字艰深,或经义晦涩,难收速效,故鲜有攻读者,这是"三礼"之学中衰的重要原因。
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王安石改革科举制度,宣布废罢诗赋及明经诸科,《仪礼》也在废罢之列。古代科举分房阅卷,从此之后,再无《仪礼》之房,因此,诵习《仪礼》的学者寥若晨星,《仪礼》屡经翻刻,讹脱衍倒之处在在多有,但由于诵习者少,很少有人问津。朱熹曾慨叹:《仪礼》人所罕读,难得善本。元、明两朝,学者高谈心性理气,多不愿研究以名物制度为主的《仪礼》,所以《仪礼》之学益微,不绝如缕。
有清一代,是《仪礼》之学的极盛期,名家迭出,著述宏富,学术水平也远超前贤。清代的《仪礼》研究,始于顾炎武。康熙初,顾炎武以唐开成石经校明北监本"十三经",发现《仪礼》一脱误最多,他在《九经误字》中曾详加胪列。稍后,张尔岐作《仪礼郑注句读》,附《监本正误》、《石经正误》二卷,详校《仪礼》经注之误。其后有许多学者致力于《仪礼》的校勘和研究,由于他们不懈的努力,《仪礼》的原貌基本恢复,为《仪礼》研究的深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清代《仪礼》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是胡培翬的《仪礼正义》。胡培翬,安徽绩溪人,自祖父胡匡衷起,一门四世皆致力于《仪礼》研究,积淀深厚。胡培翬本人又以四十年之功,作《仪礼正义》四十卷,成为《仪礼》研究集大成的著作。胡氏把自己的工作概括为四点:一、"补注",即补充郑注之不足;二、"申注",即申述郑注之义蕴;三、"附注",与郑注相异而义又可通的说法,附而存之,以资研究;四、"订注",即订正郑注的错误。此书不仅对以往《仪礼》研究的成果作了全面总结,解决了许多难点,而且新见迭出,使《仪礼》研究跃上了全新的台阶。

四、《仪礼》的价值
《仪礼》一书,记载的是先秦的礼仪制度,时过境迁,它是否已经没有任何价值可言了呢?回答是否定的。
首先,《仪礼》作为一部上古的经典,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此书材料,来源甚古,内容也比较可靠,而且涉及面广,从冠婚飨射到朝聘丧葬,无所不备,犹如一幅古代社会生活的长卷,是研究古代社会生活的重要史料之一。书中记载的古代宫室、车旗、服饰、饮食、丧葬之制,以及各种礼乐器的形制、组合方式等等尤其详尽,考古学家在研究上古遗址及出土器物时,每每要质正于《仪礼》。《仪礼》还保存了相当丰富的上古语汇,为语言、文献学的研究提供了价值很高的资料。《仪礼》对于上古史的研究几乎是不可或缺的,古代中国是宗法制社,大到政治制度,小到一家一族,无不浸润于其中。《仪礼》对宗法制度的的阐述,是封建宗法制的理论形态,要深刻把握古代中国的特质,就不能不求于此。此外,《仪礼》所记各种礼典,对于研究古人的伦理思想、生活方式、社会风尚等,都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其次,尽管宋代以后,《仪礼》一书在学术界受到冷落,但在皇室的礼仪制度中,《仪礼》始终是作为圣人之典而受到尊重的。从唐代的开元礼到宋代的《政和五礼新仪》、《大明集礼》,乃至《大清会典》,皇室主要成员的冠礼、婚礼、丧礼、祭礼,以及聘礼、觐礼等,都是以《仪礼》作为蓝本,加以损益而成的。
再次,由于佛教的传入,使民间的传统生活习惯发生很大变化,如果听之任之,则中国的传统文化将有全面佛教化的可能。宋代的有识之士如司马光、朱熹等,意识到《仪礼》中的礼制是中国儒家文化的典型,如果它从中国社会彻底消失,那将是儒家文化的彻底消失。他们顺应时势、对《仪礼》进行删繁就简,取精用弘的改革,摘取其中最能体现儒家人文精神的冠、婚、丧、祭诸礼,率先实行,并在士大夫阶层中加以提倡,收到了比较积极的成效。可见,《仪礼》在宋代时还起过捍卫民族文化的作用。
最后,《仪礼》在在今天还有没有价值可言呢?回答是肯定的。但这并不是说要恢复《仪礼》的制度,而是说应该利用《仪礼》礼义中的合理内核。《仪礼》中的许多礼仪,是儒家精心研究的结晶,有许多思想至今没有过时。对于这一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我们应该保持应有的尊重,并以科学的态度加以总结,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用。今礼之中有古义,人们不自知罢了;古礼也可以今用,这正是我们应该象王安石、朱熹那样,认真研究的课题。有关《仪礼》中的礼仪,我们将在后面作比较详细的介绍,此处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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