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有感于南怀瑾先生谈古代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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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现代对谋略较早关注和兴趣的是南怀瑾先生，他不仅讲谋略，而且还讲得颇为系统，当人们还不太注意古典谋略时，南先生已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作了深入浅出的介绍。

　　比如，他很早就说明，要真切地讲“谋略学”，首先要认识到，古典谋略文化大致分为“君道”、“臣道”和“师道”，君道讲的是领导哲学和领导技巧；臣道也讲领导的艺术，只不过，与君道比，有一种承上接下的道理；至于师道，可用曾子的一句话来说明：“用师者王，用友者霸，用徒者亡。”这句话可不得了，是古代历史用谋略家经验的总结。

　　 关于“用师者王”，比如，周武王用姜太公，称姜为“尚父”，这在古代是非常尊重的称呼，相当于现代所说干爹的意思，而且比“干爹”的称呼还尊重，是对尊敬长一辈的人才称呼的。现在的“干爹”称呼有时已经有点马虎或“变味”了，甚至表达着混乱的关系，比如，有些年轻女子与年纪大得多的男人有暧昧关系，女的当众也叫男的“干爹”，这简直是亵渎了“干爹”这一名称。历史上有一些典型“用师”的例子，如汤用伊尹、周文王用吕望（姜太公），都是“用师”，这表明，古代领导人还是非常谦虚的，找一个谋士来“用”，并称之为“师”，就像学生对待老师的样子，于是，谋士助君王“王天下”，合作共创成功事业。这些是属于“用师者王”的例子。

　　关于“用友者霸”，比如齐桓公用管仲；汉高租用陈平、张良；刘备用诸葛亮；朱元璋用刘伯恩等等，都是“用友者霸”的例子，也是获得相当成功的事例，值得重视。

　　关于“用徒者亡”，它指的是主政的专门用服从的、听命的、乖乖的，甚至爱拍马屁的人，所用的这些人，既非“师”，又非“友”，被用的人主政者惟命是从，不敢有异议，可这能起到好的参谋作用吗？用这些如“徒”人，最终都是带来失败后果。
这是曾子体察历史经验而得出的结论，再经南怀瑾先生的解释，很能说明历史兴衰成败的大原则。由此看来，不难看出南怀瑾先生再仔细地总结历史上的谋略经验。

　　南怀瑾先生比较早地提出“谋略学”，并对其作了精要的分析，在他看来，“谋略”两个字，在古代的书上有好几个别名，如“纵横之术”、“勾距之术”、“长短之术”等。古代富有谋略的人被称为谋士或策士，他们专门出计策，拿方案，纵横也好，勾距也好，长短也好，计策也好，韬略也好，在南怀瑾先生看来，统统都属于“阴谋之术”，而不管是“阴谋”或“阳谋”，都是谋略，“阴谋”的“阴”，虽然常被人与“阴险”联系起来，但，“阴谋”和“阴险”还是有区别的，所谓“阴”，指的是静，是暗，出之于无形的，行之隐蔽的，与奸诈还是有所不同的，“阴谋”可以理解为是比较隐蔽性的谋略。

　　在谋略学的研究课题下面，南怀瑾先生系统地介绍了一些书，时至今日，依然是很值得重视的。

　　首先，南怀瑾先生认为，《春秋左传》就是很好的谋略书，它以编年的方式记载古老的历史现实，有很多古代历史谋略的实例，春秋笔法，使读者阅读更为生动有趣。

　　 其次，《史记》也蕴含着丰富的谋略思想，司马迁著《史记》时，在每一篇后面都有总结，以“太史公曰”来总结历史经验，其间包含着很多谋略的大原则，司马迁以君子之道，来总结谋略经验，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兼容道家、兵家、法家、纵横家等，其谋略智慧，耐人寻味。

　　再次，汉代刘向编的《战国策》，集中了当时以及古代关于谋略方面的事例，偏重于谋略，偏重于纵横辩术，可以说完全是记载智谋权术之学的。该书经过几千年的抄写刻板，虽有许多字句遗漏，同时其中有许多是当时的方言，但主要的叙述是绘声绘色的，其对谋略实例的精彩描写，至今仍具有重大的借鉴价值。

　　此外，还有《素书》，可以说，南怀瑾先生是现代较早重视《素书》的大学者，《素书》讲了很多的谋略，其中有些精篇是很有价值的，譬如，《素书》中有一篇很好的谋略文章——《留侯世家》，讲的是张良的事，大家可以将之与司马迁在《史记》上为张良所写的传记进行比较，并与苏轼写的《留侯论》进行对比分析，这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到略谋家的大原则，也可进一步理解君道、臣道与师道的古代谋略智慧。

　　最后，还有《长短经》，又称《反经》，以前，包括近八九十年来，《反经》是不在正面上被宣传的，因为《反经》与儒家的一些主张是有矛盾的，它是“反其道而言之”的，更多的关注纵横家、法家、兵家的思想，而不是儒家的正统思想。古代的高官，对于《反经》是表面上抨击，背地里精读深悟。

　　《反经》的“反”字，意思就是说，天地间的事情，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没有绝对的善，也没有绝对的恶；没有绝对的是，也没有绝对的非。这其实是说明天地间的人情、事情、物象，没有一个绝对固定不变的。先秦时老子就提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即是说，福祸没有绝对的。《易经》也早就表达过，对人生宇宙，只用四个现象概括：吉、凶、悔、吝，没有第五个。吉是好，凶是坏；悔是半坏、不太坏、倒霉；吝是闭塞、阻凝、走不通。《周易•系传》有句话，“吉凶悔吝，生乎动者也。”这其实是说，上自天文，下至地理，中通人事的道理尽在这“吉凶悔吝”中。

　　由此推论，历史上，其政治制度，时代变化，也没有什么绝对的好坏。宇宙万事万物都在变。能知道这“什么都在变，唯有‘变’是不变的”，才是真正的“识时务者为俊杰”，所以，南怀瑾先生分析说，面对着“变”，“第一等人晓得要变了，把住机先而领导变；第二等人变来了跟着变；第三等人变都变过了，他还在那里骂变，其实已经变过去了，而他被时代遗弃而去了。”这就是《反经》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