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问题是困扰百年中国的根本问题之一。文章以孔子的际遇为线索，回顾了新文化运动时期、国民政府时期、建国初期与当代等四个时期，中国社会对以孔子及其学说为核心要素的传统文化的态度，分析传统文化的地位与影响力持续下降及其在当代复兴的深层原因，认为百年期间中国试图在欧美主导的“世界列国秩序”中寻求自身文化是一个无出路的“伪命题”。面对全球化的基本大势，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是一种具有世界意义的“更生之变”，其根本价值是融合西方文化的精华要素，创造一种中国文化主导的世界新文化。
关键词：传统文化 现代价值 孔子
一、问题：文化的本质与中国文化的转型
最近10年，中国社会掀起了一股百年未有的“传统文化热”，汉服（唐装）热、私塾热、古典文本的大众传媒讲解热、《孔子》电影等事件或活动此起彼伏。2011年1月10日，天安门广场一尊巨型的孔子像赫然树立，成为这一系列社会事件的高潮。这一举动既令海内外舆论哗然。一般认为，这是新文化运动百年以来，中国社会重新反思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的表现。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这一问题是困扰中国文化建设乃至整个社会转型的百年难题。期间的讨论与思考从未中断，抱残守缺者有之，全盘否定者有之，继往开来者有之，各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且不同时期，社会的主流态度常常相去甚远，充满了困惑与迷茫。这篇文章试图以孔子的百年际遇为线索，简要回顾现代中国国家建设主流思想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反思传统文化在弃旧立新的建设思路下的遭遇及其具体原因，并就当代传统文化热背后的文化建设思路的转变，以及传统文化真正的现代价值谈谈自己的看法。
在涉及主题阐述之前，作者认为，要正确讨论传统文化的现代历程问题，必须就两个基础的问题做清晰的说明：一是何为文化和文化大国，二是“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何以成为一个难题。
1、何为文化与文化大国？
首先说“文”。《论语·子罕》有云：“文王既末，文不在兹乎？”朱子注曰：“道之显者谓之文，盖礼乐制度也”。 这一注释叹为观止。所谓“道”，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一是个人修养成就德性之道，二是人与自然以及人世相处之道。用古人的话说，前为“内圣”，后为“外王”，它们是一体两面的关系。至于“道之显者”又显在何处？首先是民众尊崇的价值理念与行为规范，其次是制度与法律，最后是承载文化理念的产业、产品等物化形态，其中价值理念与行为规范是一切文化要素的生命之源。
进而，所谓文化大国，从宏观的层面来说，是能向世界呈现自己令人信服的自然观与人文观，既与自然保持良好的关系，更能保持人世醇厚的民风民德，政治、经济、社会诸领域都能按照规则运行。从个人的层面来说，文化大国的生命力在于，它主张的道理能为人们所推崇，塑造并沉淀为个人人格，影响到每个人的言行举止，浸透到每个人心之中，成为行动的原则并知道行动的限度，知道“止进”之度。
其次说“化”。自然与人世的道理，不能停留在经典文本之上或影视剧等文化产品之中，它要化育到人心之中，蔚然成风。正如上文所言，文化的真正生命力是沉淀为人格。一个人，是在日常生活点滴的待人接物中，在周遭师长的教导中，学习为人处世的规范，习得刚毅而又温良的人格。“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句诗用来形容人文教化最合适不过。所以，教育是文化维持生命力的根本，真正的文化必然是对国民人格至广至大、至厚至深的陶冶。孔子一生的学问与经历，留给我们最大的教诲也正在于，教育为人世第一大要务。
2、传统文化在总体转型时期的困局
任何一个社会要让人与自然、人与人保持良好的秩序，就必须有文化，中国也不例外。而且，中国形成了一套以独特的文化理念为核心的社会体制或者说“文化体”，其稳定性、成熟性与生命力，为其他古文明所不及。大体而言，在1840年被迫开埠之前，中华文明经历了以秦汉为界的两个阶段：内部融合形成以商周为代表的中原文化阶段；同化吸收周边文明形成以汉唐为代表的中华文明圈阶段。前后相继发展绵延5000年之久，今日中国即脱胎于后一阶段。
就秦汉以来的中国社会体制而言，我们可以把它分为四个部分：君主政治（政治）、家族治理（社会组织）、农副生产（经济）与伦理礼教（文化）。这四个要素是一种相互嵌套、相互支持的关系，其中作为文化要素的伦理礼教是整个中国的“社会心理纽带”与精神原则。然而，1840年以来西方文明的挑战，终结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华文明圈的历史文化阶段，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旧中国”被迫突然进入了世界的政治-经济秩序，“中华文化体”不得不转变为世界列国时代的中国，自此中华文明的第三期开始。而且，较之西方世界的列国局面是罗马帝国崩溃之后，经过1000多年蜕变自然形成而言，中国是因外力压迫，猝然降格为世界列国的一员。 加之满清一代“以部族政权入踞中国，窒源堵流，使中华文化渐成死水” ，专制化的君主政治、家族治理、农副生产与僵化的礼教纲常构成的旧社会体制，仓促之间，根本无力应对新的挑战，不能化解“旧中国”进入世界新秩序之后遭遇的全面困局。
危机必然求变，然变未必能通。晚清中国有三大运动，自强、变法与革命。 然终究因积重难返的体制、满清的小集团利益与世界局势的变动等缘故，走上政治体制革命的道路。100年前，满清末帝溥仪宣布退位，中国终结了政统定于皇帝一尊的政治制度，这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之最重要一端。
问题在于，政治革命真创造了新中国，造就了新气象吗？古老文明大国的全面转型，是一次从心理人格、社会结构到国体政制的彻底总体的转变，本不是一朝一夕水到渠成之事。中国从中原文化阶段走向中华文明圈阶段，尚且经历了春秋战国数百年的乱局，更何况是列强环伺的新转型。其实，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恰恰陷入了更大的乱象与迷茫，随之而来的政治体制的反复变动、地方政治的混乱与社会生活的无序化，让人不明所以。 一时之间，革命人士与反革命人士，新知识分子与传统上士大夫，面对这以往的社会与政治理想无法解决的绝境，都充满了不满与困惑。鲁迅笔下的范爱农、吕纬甫乃至鲁迅本人的消沉都是那个时代的写照。直至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以“石破天惊”之势倡导新文化运动，开启时代的大辩论：辛亥政治革命之后继续文化革命与全盘西化，还是发扬古训拯救世道人心，是在传统要素中塑造新中国，还是在世界秩序中确立新中国？这一争论拉开了中国传统文化百年际遇的序幕，也肇始了国人全面反思传统文化现代价值的历程，同时更是百年“文化革命”的开端。
二、争论：以孔子的际遇为线索
百年之间讨论传统文化褒贬问题的线索繁多，例如汉字存废、礼教存废等，但最能代表国人对传统文化态度当属对孔子的态度无疑。正如钱穆先生所言，作为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对确立中国文化理想之功绩无人可与之相提并论，后世上至政治、经济、教育理念，下至百姓日常生活，莫不以孔子的教训为指导； 因此对孔子的态度即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本文认为，这一百年大约可以分为四个时期，此处还要补充一点，文章不是历数各界各家的态度，而是阐述社会的主流态度。
1、尊孔立教与“打孔家店”：新文化运动时期
辛亥革命之后，皇权倾倒，政局混乱，旧的体制、规范、观念、风俗、信仰，一时之间都是要不得的封建反动之物，整个社会，尤其是新一代青年的思想都十分混乱，不知道国家与个人的前景如何，云汉渺茫。 正因如此，一些主张“因循之变”的人士认为，以中国当时的民风民智本不能适应遽变，通过革命彻底颠覆旧政制是莽撞的做法，如今革命已致使旧政统消亡，道统混乱衰微的迹象也已迫在眉睫，用现代社会学的术语说，老百姓为人处世的“老道理”很可能丧失约束力，社会有“道德失范”的危险。于是，在政统已然垮塌的情况之下，康有为、严复、陈焕章、杨度等为首的知识分子在民国初年屡次要求北洋当局定孔教为国教，要求把孔子的学说写入宪法。其实，支持孔教者各怀心思，而其中最值得称道的当属严复严几道先生。
在辛亥革命巨变之前，严复先生曾明言，“孔教不可保，也不必保。” 然而，清廷的轰然倒台与隐约可见的乱世危机，让严复转而支持康有为、陈焕章等人的孔教主张，尽管他对康有为、陈焕章、杨度等人的一些做法不尽认同，但还是名列杨度炮制的“筹安六君子”之首，公开支持袁氏称帝。 后人对严复先生的举动多有诟病，认为他晚节不保。其实他的良苦用心，只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政统可亡，皇帝可去，唯独文化体系不可崩溃，尊孔子不是为了立国教，而是为了挽救已经岌岌可危的国民道德，不让民众滑向百无禁忌、无所敬畏的放荡境地。 随后的中国历史在一定程度上不正应验了严复先生的远见与忧虑吗！
问题在于，70年自强变法的失败之路与“亡国灭种”的危机，已经让中国的精英乃至普罗大众对传统体制丧失了耐心与信心。更重要的是，当时文化界人士认为，历经2000年的传统文化已经僵化与迂腐到不可救药的地步，没有改造的希望和余地以化解文明的总体危机，而且正是因为传统文化奴役民心，遮蔽民智，使辛亥政治革命能破却不能立，最终没能确立新国体。有鉴于此，中国必须重造新的人格类型与文化理念，方有可能确立良性的政治制度，用陈独秀的话说，“伦理之觉悟为最后觉悟之觉悟”。 至此，晚晴末期的“道器”、“体用”、“本末”之辩已蜕变为，器、用、末之所以未能救治中国的沉疴宿疾，是因为文化的禁锢。所以，到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文化界的主流态度已经不是学习西学、西政来改造、中和传统文化与政治的问题（“中体西用”为代表），而是要求以西方的理念来代替中国的旧文化，这是一种彻底改变与全盘西化。因此，政治革命之后的革命中心问题是文化问题。
毫无疑问，中国的文化理念（乃至整个传统体制），不管是否与孔子本人有关，都在这位“大成至圣文宣王”荫蔽之下。因此，要重建人格类型与文化理念，就必须推倒以孔子为标志的整个体制，必须“打孔家店”，如此方可能摧毁旧传统，启蒙新思想，塑造“新青年”，改造国民性格以成就政治制度。
加之陈焕章等人的国教运动与袁世凯的称帝逆行遥相呼应，与后来的张勋、段祺瑞等人也是暗通款曲，试图延续传统体制。袁世凯在1913年6月22日颁布的《通令尊崇孔圣文》中说：“值此诐邪充塞，礼法荡然，以不服从为平等，以无忌惮为自由，民德如斯，国何以立”。公允地说，这一席话未必不对，称帝之举也不能简单视之为个人野心，其中也包含着重建政治与道德秩序的努力。传统保守势力不断掀起尊孔读经、宣扬复辟的浪潮，鼓吹“民国不如大清”的舆论，实事求是地说，当时的这场孔教运动还得到了不少人的响应与支持。但它毕竟是违逆中国历史大势的“反动”，也进一步加剧了新一代文化人对旧文化的敌视与决裂的态度。
彻底打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这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普遍看法。尽管各人关于如何立新的观点众所纷纭，主义泛滥 ，但彻底弃旧却是众人一致同意的。纵观当时文化界诸领袖之态度，无不以反对传统文化、反对孔子为己任。 李大钊、钱玄同都是其中最激进的人物。李大钊直斥孔子是“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 1918年3月14，钱玄同在答复陈独秀的信件中写到，“我再大胆宣言道：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 其态度之绝决可见一斑。“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诸领袖之领袖陈独秀更是从政治制度、经济财产观念、家庭男女关系等视角，全面、深入、系统批判旧文化不能适应现代生活。篇幅所限，仅以“财产权”为例说明之：
现代生活，以经济为之命脉，而个人独立主义，乃为经济学生产之大则，其影响遂及于伦理学。…（国人）人格之个人独立既不完全，财产之个人独立更不相涉。鳏、寡、孤、独有所养之说，适与个人独立之义相违。西洋个人独立主义，乃兼伦理、经济二者而言，尤以经济上个人独立主义为之根本也。
讨论
首先，新文化运动既开启了中国“弃旧觅新”的文化历程，也注定了孔夫子与传统文化在20世纪中国江河日下的走势。新文化运动狂风暴雨般的口诛笔伐，以及新青年一代学生积极结社倡导各种社会解放运动，例如妇女解放、个人解放、政治解放等，彻底颠覆了传统礼教与孔子的圣人地位。加之，西制崇拜与各种“西来主义”蔚然成风，时人视“以进化论为基调的西方社会学为天经地义”，“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附会全盘西化者比比皆是。 20世纪30年代《大公报》的一篇社论感叹，“最近二十年来，…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力既己荡然无存，不待外侮之来，国家固早已濒于精神幻灭之域。” 如此之后，中国的圣坛之上再无昔日的孔夫子，尽管中间也有反复，但始终没能形成气候。
其次，从积极的一面来看，新文化运动为中国卸下历史重负，荡涤传统文化的渣滓与流毒，焕发新的生命力迈出了最彻底的一步。这本是国人“反思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好时机。可惜，随之而来的“内忧外患”使得新文化运动时期破旧立新的总体文化改造工程半途而废。20世纪20年代之后，军阀战争、工人运动、北伐战争、十年内战、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接踵而至，几代学者与青年人多投入到救亡图存的社会潮流之中，根本没有闲暇仔细研究、思考新旧中西之批判与融合问题，或者说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同时也使得后来关于传统文化与孔子的讨论边缘化、政治化。
2、“尊孔祭圣”与“打倒孔家店”：国民政府时期：
孔夫子和传统文化的角色在新文化运动之后10多年都十分难堪，社会寻求变革的气氛十分浓厚。一时之间，“中体西用论”、“中国文化本位论”等观点都成了保守派，而“全盘西化论”、“马列主义”等俨然成为社会主流，渐变改革在思想领域已经让位于全变、激变。
然而，以孙中山继承人自居的蒋介石（乃至汪精卫）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与新文化运动的观点有较大出入。在《中国之命运》这篇作为建国纲领的著名文论中，蒋介石把以传统道德为基础的国民的心理与伦理建设确立为中国建国的首要任务。在他看来，新文化运动（尤其是五四运动）“反帝自强”的主张固然值得赞扬，但文化界只求变不求常，只知西不知中，普遍丧失了文化的自尊自信，“不知不觉之中，养成了舍己耘人，重外轻内，倚赖盲从的风气。” 而且，各种舶来的学说与争论，“不仅不切于中国的国计民生，违反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上忘记了他是一个中国人，失去了要为中国而学亦要为中国而用的立场。其结果他们的效用，不过使中国的文化陷溺于支离破碎的风气。在这种风气之下，帝国主义者文化侵略纔易于实施。” 因此，蒋氏主张，救国的道德不必外求，而应当恢复我国固有的伦理并使之扩充光大，以“四维八德”（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纲领，凝练传统文化之精华以建设国民心理。
这篇文章虽为陶希圣主笔，但却是蒋介石与国民政府10多年文化政策的总结，是蒋介石一贯主张的提炼。早在1933-1934年，南京国民政府就已经把“四书五经”编为教科书，在广东等各省的中小学推广阅读。1934年7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了在全国进行“尊孔祭圣”的决议，以每年的8月27日为“孔诞纪念大典”日，在全国学校举行纪念活动。1934年，蒋介石在南昌掀起的“新生活运动”全面推行他的文化理念。此外，他还亲自编写了《手定生活标语十七则》，其中第二则即为“要恢复民族固有地位，必先恢复民族固有道德”，并以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为中华民族固有道德，唯有如此，方能更好学习国外先进科学，与外国列强“讲平等”。
公允地说，蒋氏与国民政府在1930年代的文化主张也不失为中国重新反思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的一次契机，但这次契机几乎不可能实现。原因有三：
首先，文化界“中弱西强、中低西高”的偏见早已经深入骨髓，形成定势。1934年8月27日，汪精卫主持国民党中央党部首次祭孔活动，发表尊孔演说。文坛领袖胡适、鲁迅随即撰文批驳，胡适的《写在孔子诞辰之后》与鲁迅的《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都是当时脍炙人口的文章，也再次掀起了对旧文化的批判高潮。
其次，持续的内战与巨大的亡国危机没有给文化讨论机会，不论是尊孔，还是打孔，其影响力较之新文化时期的影响力都更为有限。而且，战争期间，一辈倡导传统文化的学者文人境况都十分艰难窘迫，更勿论现实的社会影响力，尽管有梁漱溟等人试图力挽狂澜，但收效甚微。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这场文化争辩为政治斗争与抗击外辱所裹挟，不可能有深入的学理思考与广泛的社会影响。1930年代，除了国民党尊孔祭圣之外，日本在入侵中国之后也在华北等地区每年春秋两季大搞“祭孔”活动，鼓吹“中日文化同文同源”，妄图奴化民众意识。在此局势之下，1936年9月与10月，时任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长的陈伯达相继发表《哲学的国防动员》与《论新启蒙运动》两篇文章，要求全面系统批判传统文化，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并把新文化运动的“打孔家店”的口号进一步升格为“打倒孔家店”。这里要强调一点，新文化运动期间，胡适为《吴虞文录》所作序言中提出的口号原文为“打孔家店”，这一辈学者“打孔家店”的真正目的，用李大钊的话说，“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 此时陈伯达升格为“打倒孔家店”，其反孔反传统的用意与态度已然是要全盘抛弃传统，彻底隔断历史。随后，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提出，要彻底破坏帝国主义文化与尊孔读经的半封建文化的“反动同盟”，这为建国之后全面批判传统文化的政策定下了基调，也预示了后来孔子与传统文化的可悲际遇。
3、“古为今用”与“火烧孔家店”：建国之后20多年
正如上文所言，民国以来，中国人一面茫昧弃绝自本自根的传统文化，一面又不能认识新世界的真相，不论执政者，还是学界文化人，多目眩神昏，不知所措。至1949年建国，中国被迫跌入世界的狂流漩涡已近百年，期间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与思想文化也是翻天覆地、日新月异，狂涛漩涡之流力十分猛烈，身处其间的中国虽欲自拔而不得。然而，中国若欲恢复神智，又必然要先从大漩涡中抽身自立，不再为世界的狂涛怒浪所挟制。1949年建国，原本正是中国暂时卸下世界问题的包袱，理顺中国内部问题，再投身世界舞台的绝佳历史时机。
可惜，历史往往有太多的戏剧，它常常辟出一条诡谲的道路。尽管毛泽东在1964年曾就对待传统文化问题做出“古为今用”的指导批示 ，但历史事实是，自建国初的《武训传》事件，到文化大革命期间火烧孔子故里的行为，直至全国性的“批林批孔”运动，孔子与传统文化的命运，不论是思想、人身，还是物化形态，都是糟粕中的糟粕，用灭顶之灾来形容它们的遭遇亦不为过。这一时期的中国，虽无亡国灭种的危机，却陷入了更大的危机，“亡天下”，中国文化的灭亡危机。
究其原因，首先，这是前一阶段反帝反封建文化政策的延续，也是新中国对黑暗的旧社会的憎恶与对建设新理想社会的向往的结果，更是建国后“政治挂帅”在思想文化上的表现，即打倒封建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其次，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人文观上升主流的意思形态，要求摧毁一切旧权威、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中国、新世界，其他一切文化要素都成为禁区乃至革命对象，这从根本上钳制了思想的反思与整合；其次，第三，打击孔子与传统文化也是毛泽东本人政治斗争的需要；第四，也最重要的是，雷海宗先生曾说，中国这一百年的历史重要线索之一是兵匪打压消灭士大夫的历史，这一线索与文化争辩的线索相互纠缠叠加，使传统文化的命运愈加悲惨，建国之后孔子与传统文化的遭遇是典型的表现。
4、当代的“尊孔”与“非孔”：改革开放以来
经过长期的批判与宣传，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一段时间，孔子与传统文化都处在一种边缘与“被淡忘”的状态。而且，此时中国，在尚未理清内部问题的情况下，“摸着石头过河”，迫不及待地投入了世界舞台。就文化问题而言，借用李泽厚先生的话说，在改革开放初期，面对先进的世界舞台，“全盘西化”这一新文化时代的老问题迅随之登场。 然而，当代中国的问题要比新文化时代要复杂得多，一切传统的现代的、内部的外部的、世界的中国的问题都汇聚于当代，尤其是当代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诸领域都遭受世界外力越来越紧的缠缚与渗透，中国问题与世界问题揪成一团，连环难解，思想文化领域更是混乱。
到1990年代中期，学界就开始重新去讨论传统孔子与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传统文化的热度迅速上升，民间的、政府的各种举动都表明这一点。直至2011年，党中央与政府确立文化建设的国策，肯定传统文化的意义。尽管也有非议，但社会主流的声音（政府与民间）都倾向于肯定孔子与传统文化的价值。其中的原因大体有以下四点：
当前这股“传统文化热”，既是社会本身对文化大革命的后续影响与当前过度经济建设产生的道德失范一种自我保护式的反应，也是政府与社会对理顺政治-经济诸领域的秩序的主动诉求。在言利之风遍天下，钻营之徒满九州，虞诈不知羞耻者比比皆是的“文化荒芜的时代，中国亟需文化。
其次，这是中国民族自强心理的表现，今日之中国，经过历史的苦痛与长期的建设之后，已经在”世界列国秩序“中占有一席之地，曾经受尽凌辱的中国”自发“地意识到成为政治、经济、军事强国还不能证明自己，还需要成为文化强国，通过树立”孔子学院“，输出意识形态。
再者，也是传统文化历经百年暗流之后，重新回到主流声音的表现。真正的传统，不是某种表面的思想装点，也不是想革除就革除，想发扬就发扬的”国故“，相反，它是活生生的现实，就活跃在当下。过去的2000多年里，孔子与儒家的学说，不简单是一种理论或思潮，它通过典章制度与乡约民俗早已经积淀在人们的行为模式与思想情感中的核心要素，融化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与心理活动之中，构成了国民性格的根本因素，规范着生活的方方面面。即便是完全不知道孔孟的普罗大众，他们遵循的生活老道理也都浸透了孔孟道学的原则，今天依然如此，尽管受到了削弱。这绝不是其他流派、学说或思潮能相提并论的。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传统文化的回到主流意味着，中国开始反思以往弃旧立新在欧美主导的世界文化格局中寻求中国的做法。处在转型关键时期的中国，已经自发乃至”自觉“地意识到，必须从根本上立足自身、正本清源、继往开来，对接融合中西文化，塑造一种基于中国的世界文化。
三、思考：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
概而言之，自晚清末季的历次外辱、改革变法的失败以及辛亥革命的半途而废，彻底摧毁了”中体西用“的现实可能性之后，新旧中西之辩就一直困扰着中国。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国传统文化到底该何去何从？
百年之间，一方面，作为世界古老文明的大国，中国一直渴望能在欧美主导的世界列国时代重新占有一席之地，重拾民族尊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世界列强所承认；另一方面，中国既不愿意在、也不自信能在传统要素中塑造新中国。在救亡自强的民族热情与自卑的民族心态的作用下，在近代中国政治精英的结构性倒置等历史因素强化下，传统文化一直处在边缘地位。但究其根本，是因为一个具有五千深厚博大文化根基的中国，期望在欧美主导的世界秩序中寻求自身的位置，这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是一个不可能有出路的选择。近代中国最大的悲剧正在于为了避免”亡国“，反而陷入”亡天下“的险境。早在1930年，钱穆先生就在《国学概论》中就写到：
“盖凡此数十年来之以为变者，一言以蔽之，曰求救国保种而已；凡此数十年来之以为争者，亦一言以蔽之，曰求救国保种而已。其明昧得失有不同，而其归宿于救国保种之意则一也。然而，有以救国保种之心，而循至于一切欲尽变其国种之故常，以谓凡吾国种之所有，皆不足以复存于天地之间者。”
其实，中西文明各成一体，各有其独特的文化品质，在相遇之前，双方都沿着自己开辟的历史阶段逐步发展，也都有各自的问题。因此，并不存在某种简单的非此即彼或落后-进化的阶段差别，所谓中国处在西方已经完成的历史阶段这一说法，更多是西制崇拜的心理在作祟罢了。
不可否认，作为当代世界主要三大文明之一的欧美文化，以科学驾驭自然、据知识求权力财富，以宗教推广价值理念，已经占据世界秩序的高峰数百年之久。但与此同时，欧美文化内在的侵略性与戾气也在持续累积，终究酿成惨绝人寰的两次世界大战。自此之后，欧洲文化的迷茫、颓势与疲态日益显露，直至陷入今日之欧洲危机。自20世纪后半叶以来，基督教文化的中心无疑已经转至美国，然而美国文化“己欲立而立人”的理念或者说“强势善意”，与当代主张价值多元的世界文化格局有些格格不入，也需要并正在反思自身的文化。
进而言之，尽管百年的历史脉络还在延续，但今日今日，世界的思潮与中国的文化气候与百年之前却已经有天壤之别。整个世界已经呈现出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新态势；世界需要一种尊重差异、和谐包容的新文化。这不是某个国家、某个文明的事情，也不是“谁化谁”的问题，而是世界的总体问题。按钱穆先生的话说，当代世界之得救，不是非此即彼的问题，它必然寄望于世界古老的东西两大文化之合流。 而且，这不仅是中国问题在世界框架中得到解决，也是世界问题必须融合中国的要素才能得到解决。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世界价值之所在。下图试就中西（中美）文化做一简略比较：
今时今日，强大的国力再一次为中国文化暂时抵御外扰、自我反思提供了百年难得的历史机遇。在中华文化的第三个历史时期，大志远识之士，应当摒弃百年以来没有出路的“中西优劣问题”，廓开心胸，放宽视野，以全球的视野调和融合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诸文化的精华要素，发扬中国文化的主导感召力为己任，凝练一种既为国人所遵从、也为世界列国所景仰的世界新文化、新道统为鹄地。这既为中国重新梳理现代化进程指明方向，也为中国成就世界提供一种坚实的文化基础。
悠悠千载已逝，未来的命数却未曾可知。2000年以来，孔子之道之所以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主流，不是因为孔子一人，而是子贡、曾子、子夏等七十子，以及孟子、韩愈、朱子等人前赴后继之功。“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新时代、新学术、新文化，今日之士任重道远。
注释：
[1]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 北京: 中华书局，1983，110。
[2] 汪荣祖，《晚清变法思想论丛》，北京:新星出版社，2008，3。
[3] 钱穆，《文化与教育》，北京：三联书店，2009，54页。
[4] 汪荣祖，《晚清变法思想论丛》，北京:新星出版社，2008，1。
[5] 参见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第1章第3节），北京：明报社，1945；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载于《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9。李宗仁先生在《回忆录》中也曾谈到，“当清末厉行新政时，朝廷中一部分大员和各省少数封疆大吏，可能是敷衍门面，缓和舆情；然下级办新政的人物，都是受过新式教育的人，的确生气勃勃，有一番新气象。不意在革命之后，这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反而消失。”参见唐德刚，《李宗仁回忆录》，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48。
[6] 与通常的观念不同，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的理论基础其实带有浓厚的中国传统革命理论的色彩，甚至可以说，仍然以传统文化作为坐标与系统来进行革命。在他们看来，革命、共和、平等、人权、自由乃至民约等概念都是中国古代就有的东西，是“国粹”，但后来被一些人遮蔽了。参见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载于《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68-170。
[7] 参见钱穆，《孔子传》，北京：三联书店，2005，序言1页。
[8] 参见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载于《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9。
[9] 1897年3月严复致梁启超信中之语，参见张颂之，《民国诸文化保守派眼中的孔教运动》[J]，《齐鲁学刊》，2008年第5期。
[10] 参见唐德刚，《袁氏当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69-170页。
[11]参见严复，《民约平议》（1914），载于《严复文集》，北京：线装书局，2009年，311页。
[12]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1916），载于《陈独秀文章选编》，北京：三联书店，1984，109。
[13] 参见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载于《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68-170。
[14] 参见唐德刚，《袁氏当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68；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载于《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9-13。
[15] 具体可参见胡适，《问题与主义》，载于《胡适文集》（第2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49。
[16] 参见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载于《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8。
[17] 李大钊，《孔子与宪法》（1917），载于《李大钊文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258-259。
[18] 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载于《钱玄同文集》（第一卷），162页。
[19] 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1916年），载于《陈独秀文章选编》，北京：三联书店，1984，153。
[20] 参见余英时，《一生为故国招魂——敬悼钱宾四师》，载于《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8-19。
[21] 转引自胡适，《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1934），载于《胡适文集》（第五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409。
[22] 参见余英时，《钱穆与新儒家》，载于《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33-34。
[23]> 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第3章第5节），北京：明报社，1945。
[24] 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第3章第5节），北京：明报社，1945。
[25] 参见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载于《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40。钱穆先生回忆西南联大教授的景况亦可为佐证，见钱穆，《师友杂忆 八十忆双亲》，北京：三联书店，2005，199-208。
[26] 李大钊，《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1917年），载于《李大钊文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264。
[27] 孙国林，《毛泽东“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示的来龙去脉》，《党史博采》，2010年11期。
[28] 参见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载于《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8。
[29] 钱穆，《国学概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354（黑体字为作者所加）。
[30] 参见钱穆，《新时代与新学术》，载于《文化与教育》，北京：三联书店，2009，56。 |
发表于 2014-8-5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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