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论孔——《孔子传》序言

  坊间讲述孔子生平之书甚多,但多为面貌相近因袭之作。对于孔子生平之了解,莫不沿袭20世纪初构建之旧说,视孔子为一不得志且不识时务之私塾先生而已。民国遗老硕儒如钱穆,所著《先秦诸子系年》堪称力作,但所著《孔子传》则舛谬殊多。

  余著《孔子传》而对孔子之新认知,可概括为以下:

  一、孔子不是先秦诸子之一子,而与老氏同为诸子之大宗师。盖战国后出现之墨、法、名、兵及术数阴阳等百家学皆可溯源于孔氏,这是孔子所以伟大以及高于先秦诸子,而于两千年间高处圣者地位之原因。

  二、孔学在汉武帝后分道为“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两端。两家倾轧势同水火,实质不仅是因为关于“五经”文字、版本诠释之歧异,更是由于所据利益集团及政治立场之分野。

  盖崇“今文”者,主张学为政用,大一统,攘夷狄,尊君权,抑贵民,选贤良,废世袭——乃以今变古之改革派。今文学派认为孔子是所谓“素王”,是“托古改制”之“革命家”。其政术在孔门秘传言教之“微言大义”中,故以其秘传学说(所谓“家法”)为圣教。①

  崇“古文”者,则主张学政两别为异途,行封建,和夷狄,尊世家,优贵民,不尚贤,世官世禄——乃以古非今之守旧派耳。古文学派认为孔子仅为一教师,所传乃周礼之道。古文派以周公为更尊,主张复古崇周礼。古文学派的孔子是一个复古守旧尊贵族之礼的孔子。

  故历史中实有两个不同面貌之孔子,一为今文派之“素王”(布衣之王者,即政治领袖),一为古文派之“师尊”。余窃以为,真实的孔子是两个孔子的合一。

  春秋中后期,当时之主要大国几乎都相继发生了“庶子”——边缘贵族篡夺“嫡子”——宗法贵族之经济政治权力的“庶子”革命。如晋国的赵简子、齐国的田氏、楚国的白公胜、鲁国的“三桓”及阳虎等。

  由于孔子的主张是“克己复礼”,所以一般人们往往以为,孔子是一个保守派。其实,孔子作为一个私生子,其在40岁以前,曾经是各国社会变革、“庶子革命”的积极支持者。在50岁以后,才逐渐成为现存社会秩序(周礼)的维护者、保守派。

  晚清廖平《今古学考》指出:“孔子初年之言,古学所祖也。孔子晚年之言,今学所祖也。”廖平将孔子思想划为前后期,是对的。但他认为孔子前期保守,后期革命。康有为受廖氏启发,作《孔子改制考》,亦谓孔子后期著述思想,主张变法即“托古改制”。

  孔子思想确实包含着变革与保守的两个矛盾方面,也的确可以划分为前后政治主张不同的两个时期。但是,我以为这两个时期的分野与廖氏及康氏的主张恰恰相反。

  盖孔子之早年出身微贱,其用世变法之理念乃为“今文”一派所传承。得其旨者,子夏、荀子及战国法家以及西汉董仲舒、刘彻及近世之康有为也。孔子中年在鲁变法失败,其后因反对“三桓”而被逐离鲁国流亡多年,颠沛流离。归国后,被鲁君聘为“国老”,年事已高,政治态度取妥协模糊之术,遂慎言政治。教诲弟子注重修身人格及君子之仪,所谓“克己复礼”。其修身人格之学则传之曾参、子思一派,战国后则最著名之传人即孟轲,于是而有所谓“曾、思、孟”一派的儒家人格伦理学派。

  孔子是思想家,也是政治家、军事家。唯孔子尚武而知兵学,则为世人所鲜知。孔子曾指挥过实战(曲阜武子台之战)。其流亡时,齐、卫、陈、楚君均曾问以兵事。而且其弟子冉求、子夏皆知兵事。冉求打了胜仗,自称其兵学受之于孔子。战国著名兵法家吴起乃出子夏之门下,而为孔门隔代弟子,有《吴起兵法》传世。

  韩非云孔子死后“儒分为八”。实则孔道之大端实传于子夏及曾参二流,而其旁流则演变于法、名、墨、兵、农诸子也。

  本书对于孔子生平,多有揭秘之研究,而为前人所不述者。所立说及史料之根据,则均在拙著之《孔丘年谱长编》及《史记·孔子世家正误》中,可与本书相参证,是为序。

  何新

  2002初稿于上海云间居

  2010年12月10日记于京东滨河花园

  2011年12月30日再订

  【何新:孔子生平新诠】

  孔子(前552-前479),中国春秋末期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人。

  孔子出身微贱,早年丧父。他曾说过:“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孔子年轻时曾为鲁国贵族季氏做家臣,做过“庾吏”(管理仓廪)与“乘田”(司牧牛羊)。

  孔子善于自学,曾说:“三人行,必有吾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他学无常师,好学不厌。他曾经自我评价说:我不是圣人,不过是好学不倦而已——“圣者吾不能,学不已而教无倦也。”

  孔子“三十而立”,开始授徒讲学。春秋末期,私家讲学之风兴起,私学大量创设,打破了周代“学在官府”,唯贵公子可入公学的贵族教育的传统。

  孔子的学团不仅不收费——而且从学者有“禄米”,管饭吃。(过去有所谓“束修”即孔子收干肉才施教之说,清儒早已指出,纯属腐儒之谬解。)且孔子主张“有教无类”。因之孔子的学团中聚集了大批来自各国的边缘人(“庶子”),包括三教九流甚至有江湖侠盗(如颜浊聚),遂成为当时一种难以被忽视的政治力量。

  鲁国自宣公以后,政权操控在以季氏为首的“三桓”贵族——季氏、孟氏、叔孙氏三家公族贵族手中。鲁昭公初年,“三桓”瓜分了鲁君的兵赋军权,后来又驱逐鲁昭公,使之流亡在外直到死。

  然而三桓家族的实权,则又被掌控着三家领地、农奴和税赋的家臣们(即《左传》中的阳虎、公山不狃、侯犯、公敛处父等人)所控制,从而形成了“公室失政,政出私门,权在家臣”之“君不君,臣不臣”的局面。

  鲁定公九年(前501年),鲁君欲借助当时已经形成一派势力的孔子及其团体夺回主导权力,遂任命孔子为鲁国重要城邑中都的大夫——中都宰。这一年孔子51岁。“政行一年,四方则之”。鲁定公遂擢升孔子任鲁国主持刑政的大夫“大司寇”。

  鲁定公十年(前500年)齐国邀约鲁君到齐鲁边境的夹谷举行盟会,意在借机迫使鲁国成为齐国的附属国。孔子作为鲁国司礼官陪同鲁君与会,主持会盟仪式。出使前,孔子认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预先设军防范。使齐景公想用武力劫持鲁国君臣的阴谋未能得逞。在盟会上,孔子运用外交手段折冲,巧妙收回了已经被齐国侵占数十年的的郓、灌、龟阴三处鲁国邑田。

  两年后,鲁定公十二年(前499—498年),鲁定公任命孔子出任鲁国国相。为加强鲁君公室地位,削弱三桓家族,孔子提出“堕三都”的计划。

  孔子派弟子子羔、子路等去实施这一计划。掌控费邑的季氏家臣公山不狃对此不满,发动叛乱,率甲兵攻进曲阜。孔子亲自指挥诸弟子及军队平乱,在武子台一役击败公山不狃的叛军。季氏家邑(领地)费邑与叔氏家邑(领地)后邑的城墙都被拆毁。

  接着轮到拆除孟孙氏领地郕邑。但掌控该城的孟氏家臣公敛处父,拒绝拆毁这座城墙,孟氏也在暗中支持。鲁君亲自率军前往征讨,围城不克,齐军也出动到边境准备支援孟氏,鲁君担心腹背受敌,被迫退军。

  自从孔子任国相后,采取一系列改革新政,使齐国感到恐慌,担心鲁国强大后会威胁齐国。

  齐君派使节赠送好马和美女给鲁定公与季桓子,表示希望两国和好,但要求鲁国贬抑孔子。鲁定公得到美女后,终日宴乐,多日不上朝听政,不再理睬孔子。

  这年的大祭后,按礼制应当把祭肉分赠给国中贵族。但在季氏授意下,惟独不给孔子家聩送。孔子失意,遂带领弟子颜回、子路、子贡、冉求等数十人离开“父母之邦”,开始了长达十四年之久的流离生涯。这一年孔子55岁。

  孔子先来到卫国,受到卫灵公的礼遇。孔子在卫国会见了卫灵公的宠姬南子,南子美艳,是当时著名的淫荡美女。这次会见引起弟子子路和许多后世人对孔子私生活的猜疑。不久,由于卫国太子与南子发生矛盾,卫国爆发内乱,孔子离开卫国。

  此后孔子去过陈国、曹国、宋国、郑国。宋国大司马桓魋欲杀孔子,孔子闻讯逃离宋国。其后孔子多次往返陈、蔡、卫、楚之间,数次遭逢战乱,“惶惶如丧家之犬。” 据《史记》记载,孔子及弟子们在陈蔡边境一度绝粮断炊七日,差点被饿死。后来被楚国的大夫叶公派人救出。此后孔子在楚国住了数年,近年湖北发现楚简记孔子言论多种,应即孔子流亡在楚时的言论。

  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年),齐军侵略鲁国,兵临曲阜城下。鲁国面临亡国危机,季氏再度想到孔子。

  大战发生前,季氏派人与孔子联络,请求孔子帮助。孔子说鲁国是父母之邦,世代丘墓所在,不能不帮助。遂放弃前嫌,派子贡出使诸国为鲁国求援,子贡游说列国,为鲁国取得外援,子贡之游說开战国纵横术的先河。孔子又派懂军事的弟子冉求回鲁国助战。

  这一年春季,齐鲁两军在曲阜郊外发生大战,冉求率鲁军击破齐军。战胜后,季康子问冉求的军事才能从何而来,冉求说他的军事艺术学之于孔子。于是季康子派人迎聘孔子。孔子遂归鲁,时年孔子68岁。

  孔子归鲁后,鲁人尊以“国老”,鲁君和季氏都聘请孔子作为鲁国国事顾问。

  但此时鲁国内政已经极为混乱,孔子也已衰老,无意再次介入,遂对弟子说“我无言矣。”孔子晚年在鲁国致力于整理经典文献、点评鲁国历史(作《春秋》)。

  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孔子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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