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民未有———孔子的历史地位与历史影响

  [作者简介] 王恩来(1956-),男,辽宁大石桥人,1982年1月毕业于沈阳师范大学政教系,2000年9月毕业于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现任营口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沈阳师范大学兼职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辽宁省孔子学会名誉会长,代表作为《人性的寻找———孔子思想研究》(中华书局出版)。

 孔子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哲学家、教育家和思想家,是举世公认的历史文化巨擘。对这样的结论,虽有人怀疑乃至否定,如西方的黑格尔、中国的秦始皇和文革中的毛泽东,但来自他们的嘲讽、扼杀和批判,均未能达至预期目的。近些年来持续兴盛的孔子热、儒学热和传统文化热,是由学者、媒体、出版商和受众互动形成的,虽有不同评论,也难免鱼龙混杂,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社会需要和良知。从西方社会看,黑格尔的前辈伏尔泰、莱布尼茨等对孔子和中国文化的赞誉估且不论,仅上世纪以来,一些著名学者如杜伦、伯恩斯等,在纵览世界文明和东方文明时,也都对孔子给予了极高的历史评价。美国学者迈克·H·哈特在他的《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一百人》中认为,孔子是“中国最伟大的哲学家,独创了一套信仰体系”;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研究东西方伟大哲人的观念与作为后,特别选择了苏格拉底、佛陀、孔子、耶稣四位典型,编成了《历史的巨人:四大圣哲》一书。就像我们当初不能因为阅读黑格尔贬讽孔子的言论而自惭形秽一样,对这些赞誉和颂扬,我们也无需热血沸腾。任何一位伟大人物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影响,都是经过历史检验的,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对孔子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影响,有人认为是汉武帝独尊儒术及后人不断神化的结果。类似的历史文化现象当然是存在的,而且至今仍然存在。不过,一位历史人物的思想主张能够引人注目两千五百多年,而且是世界范围的广泛关注,仅凭一人一时一地的推助,是无法实现的。十年前我曾这样写道:“孔子的被尊重和被景仰,根本原因在于其思想的深度、人格的魅力和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见《人性的寻找》附录《走近孔子》)这是事实。孔子虽生前没能实现其政治理想,但也并非人们所想象的那么落泊,那么无助和无人理解。孔子的没后哀荣,在其生前即已铸成。

  据《左传》《史记》记载,在孔子年纪尚轻时,鲁大夫孟僖子就已看出,孔子将成为“达人”,并留下遗嘱,让其两个儿子南宫敬叔和孟懿子在其死后师从孔子,以巩固他们的社会地位。孟僖子去世后,其二子均遵嘱成为孔子的学生。《孔子世家》记孟僖子死时孔子十七岁, 《左传》记孟僖子死于孔子二十四岁时。即便是后者,也足见孔子成名之早。

  孔子三十岁时发生了两件事情。一是齐景公与齐相晏婴到鲁国访问时,向孔子请教秦穆公时为何“国小处辟”而能称霸的问题,孔子以“秦,国虽小,其志大;处虽辟,行中正”回答,深得齐景公的赏识;二是带领南宫敬叔“适周问礼”,并得到西周守藏史老子的接见和教诲。孔子当时任何官职虽然不详,但能与到访的国君对话,能带领贵族子弟造访王室,显然已非等闲之辈。孔子自述“三十而立”,并非虚言。

  三十岁后,孔子的主要活动集中在三个领域,即办学授徒、政治追求和文明传承。这三项工作虽成就不同,但均使孔子声名卓著,在当世即已产生广泛影响。

  从历史记录看,孔子在三十岁前就开始办学授徒,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且来自不同的阶层和地域。孔子创办的是私学,“欲来者不拒,欲去者不留”,对学生的吸引力完全来自其名师风范。孔门首席弟子颜渊曾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未由也已。” (《子罕》) 颜渊被其同学认定具有“闻一以知十”的创造性思维能力,他对孔子的叹服便很有说服力。孔子的另一高徒子贡,不仅才智过人,而且创下了富可敌国的经商业绩,并一生追随孔子,在有人毁谤孔子时,给予了严厉的批驳。即使是屡遭孔子批评的宰予,也这样评价孔子说:“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孟子·公孙丑上》) 有若则说得更为彻底:“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太(泰) 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拨乎其萃,自有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同上) 在曲阜孔庙大成殿的门外正中,悬有一块清雍正皇帝题写的“生民未有”的匾额,即取之于此。孔门弟子对孔子的崇拜,更体现在孔子没后。孔子去世后,其弟子不仅像对父亲那样给孔子守孝三年(子贡守孝6年),而且将老师的言行加以记录并传承下来,是为《论语》。这不仅是对老师的最好怀念,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

  《论语》中有三段记录,表明了孔门弟子之外的时人对孔子的评价:

  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子罕》)

  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同上)
仪封人请见,曰:“君子之至于斯者,吾未尝不得见也。”从者见之。出曰:“二三子何丧乎?天下之无道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 (《八佾》)

  让我们逐一解读一下这些评论。

  有一位太宰因孔子多才多艺而疑其为天生异质的圣人,子贡也欣然认同,孔子则自认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结果。孔子还说过:“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而已矣。” (《述而》) 尽管孔子一再拒绝,但在其生前社会上已有人将其视为圣人,是事实。据《孟子·公孙丑上》记载,在孔子拒绝称圣后,子贡仍坚持认为:“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乎。”

  达巷的一个人因孔子博学而赞叹其伟大,这与太宰因孔子多能而称圣一样,体现了时人对孔子的仰慕。孔子主张“君子不器”(《为政》),即君子不应像器皿一样,只有一种用途。这一主张落实在当代,即通才或通识教育。这两则评论表明,孔子对自己的主张率先进行了努力和实践。达巷党人在赞叹孔子的同时,也为他没有足以树立名声的专长而感到遗憾,这就又回到一般见识。以一技之长立身行世,当然是可取的,甚至是可贵的。但比较起来,还是通才难得。面对由衷的赞叹和不无偏狭的认识,孔子以不说破的谦和方法,只以“执御”这一对他说来比较娴熟的技艺来回应,表明了他对自己努力方向的坚持。

  仪地的一位官员在见过孔子后,对孔子的学生们说:“你们这些人还担心什么呢?天下无道已经太长久了,上天将以他老人家做实现政治清明的导师哩。”这种政治文化上的期许,完全来自对孔子政治主张和才能的了解。历史最终证明了这位地方官的识见,只是他们没有看到这一天而已。

  孔子的政治理想虽在当世未能实现,但其治国理念和治国才能,也曾得到展现并被承认,这在《史记·孔子世家》等典籍中有许多记载。尤其是在鲁哀公十四年孔子“由大司寇行摄相事”并取得“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途;途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的骄人政绩后,“齐人闻而惧”,认为“孔子为政必霸,霸则吾地近焉,我之为先并矣”,于是施“美人计”,使季桓子耽于女乐,三日不听政,迫使孔子失望而去。数年后,季桓子触景生情,颇为懊悔,曾喟然叹曰:“昔此国几兴矣,以吾获罪于孔子,故不兴也。”并嘱其继位者康子相鲁时“必召仲尼”。季康子执政后,虽没有立即召回孔子,但起用了孔子的学生冉求为其家臣。在孔子回国后,鲁哀公和季康子即将孔子奉为“国老”,遇事经常请教,并在生活上关心孔子。在孔子辞世时,鲁哀公亲自发表了这样一

  段悼辞:

  旻天不吊,不慭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无自律。(《左传·哀公十六年》)

  鲁哀公尊称孔子为“尼父”,因孔子的去世而怨天,而感到孤独无依,乃至忧愁成疾,认为失去了律己的榜样,可谓情真意切。

  这些事实表明,孔子的社会声望和历史地位,在其生前即已初步确立了,并通过其亲手培育的弟子得到彰显。这是孔子的最为成功之处。战国时代,孔子思想不仅广泛流行,而且通过孟子、荀子等人的继承发展,使儒家学派蔚成大观,引领了百家争鸣,推助了学术繁荣。秦始皇焚书坑儒,无论具体原因如何,最本质的原因,还是感受到儒家学说对其专治统治的威胁。秦始皇在彻底摒弃儒家学说的同时,也就注定了秦帝国的二世而亡。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当然也是不可取的。但重视孔子和儒家学说的价值,则顺应了历史潮流。

  受历史的局限,任何伟大人物都不可能尽善尽美。勇于指谬和超越,也是孔子所嘉许的。但切不可妄语滥言。其实,孔子思想也并非孔子一人的思想,而是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上,对“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的采撷和酿制。因此,对包括孔子在内的所有往圣先哲,无论你认同与否,均应保有几分温情和敬意。这并非“替古人担忧”,而是对因无知而无畏者灵魂救赎的期许。想当年鲁大夫叔孙武叔毁谤孔子,了贡就断然批评说:“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 (《子张》)历史已经证明了子贡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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