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人物韩愈

 导语: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西)人,先世曾居昌黎(今辽宁义县),故亦称韩昌黎。唐代著名文学家,儒家学者,思想家、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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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8-5 22:06

  韩愈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官僚家庭,三岁时即父母双亡。就养于其兄韩会家,由嫂郑氏抚养,后其兄亦亡故,全依寡嫂抚养成人。孤独的童年生活和富有文学气氛的家庭环境,培养了韩愈刻苦奋斗和富于开拓的精神。他自幼勤奋好学,自谓:“性本好文学,因困厄悲愁,无所告语,遂得穷究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沉潜乎训义,反复乎句读,砻磨乎事业,而奋发乎文章。”(《韩昌黎集》卷十五《上兵部李侍郎书》)在崇尚古文和尊奉儒学两方面,“欲自振于一代”(引日唐书·韩愈传》),唐德宗贞元八年(792),考中进士,后任监察御史,因上书请宽民徭,被贬为阳山(今广东西北)令。遇赦还京后任国子博士、刑部侍郎,又因谏阻唐宪宗迎“佛骨”而被贬为潮州刺史。遇赦调任袁州刺史。此后又历任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卒谥文,世称韩文公。

  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儒学在佛、道二教的挑战下日趋衰微。韩愈一生,即以复兴儒学为己任,因此他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最先提出了儒家的“道统论”。孟子曾根据他那“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原则,在其书的最后一章中提出了一个从尧、舜至孔子的传授渊源系统,并以“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的气概自续这个渊源系统。翰愈接过了这一话题,进而提出儒家的“道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韩昌黎集》卷十一《原道》)在韩愈看来,“道统”自孟子以后就失传了,其原因在于荀子和扬雄这些大儒“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再加上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破坏和汉儒对“大义”的不明。于是,他便以继承“道统”自任:“释老之害,过于杨墨;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亡之前,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呜呼J其亦不量其力,且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虽然,使其道由愈而初传,虽灭死,万万无恨!”(《韩昌黎集》卷十八《与孟尚书书》)韩愈的“道统论”,以及其对“道统”失传原因的分析,包括他对整个汉儒的基本估计,为后来的宋儒全盘接受。而其自续“道统”的当仁不让之精神,则更为宋代理学家叠相摹仿。

  二、揭开了唐宋间“孟子升格运动”的序幕。孟子在中唐以前的地位一直不高,孟子其人,只被视为一般的儒家学者;孟子其书,也只能归入“子部”一类;此外,在两宋以前的官私文献中,一般都是“周孔”或“孔颜”并提,鲜见有“孔孟”合称的。大约从中唐以后起,情况开始发生了微妙变化。逐渐地,孟子的名字侧于了孔子之后,成为仅次于孔子的“贤人”;孟子其人被统治者封上了爵号,并从祀孔庙;孟子其书也被增入儒经之列,并悬为科举功令,不久又超越了“五经”而跻身于“四书”,变为中国士人必读的官方教科书,到明清时期,“孔孟之道”则成了儒家思想的代名词。这个变化过程就是“孟子升格运动”。韩愈可以说是最先把孟子的名字升到孔子之后,与那些“古圣先王”相提并论的人,是韩愈首次提出了儒家的“道统”。在《读苟子》一文中他又说:“孔子之徒没,尊圣人者,孟氏而已,……孟氏醇乎醇者也。”(《韩昌黎集》卷十一)韩愈推尊孟子地位的理由,据他自己说主要是两点:其一,唯有孟子得到了孔子的“真传”(参见(《韩昌黎集》卷二十《送王秀才序》);其二,孟子具有辟“异端邪说”的“卫道”之功(《韩昌黎集》卷十八《与孟尚书书》)。

  三、排斥佛、道二教。韩愈是唐代以排佛、道著称的儒家学者,他不惜得罪皇帝而公然“谏迎佛骨”,又撰写了名篇《原道》以辟佛、道二教。韩愈的排佛、道思想,继承了不少前人已有的说法,诸如夷夏之辨、浮图害政、桑门蠹俗之类。但是,韩愈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思想内容,如构建起儒家的“道统”以与佛教的“法统”相抗衡;阐明儒家以“仁义”为目标的“道德”与佛、道二教所言的“道德”在本质上之差异;拈出叫、戴礼记》中向不为人所重视的《大学》一篇,把儒家“正心诚意”的“内圣之学”与“修齐治平”的“外王之道”相结合的“治心”,作为批判佛教舍离“此世”讲“治心”的思想武器。这些新的思想内容,均为后来的理学家所吸收并发挥。

  四、否定汉唐时期儒生的治学风格,认为佛、道二教之所以能够在魏晋以后盛行不衰,并与儒学分庭抗礼,其内在原因就在于汉唐时期儒生丢弃了孔孟儒学的精髓,“汉氏以来,群儒区区修补,百孔千疮,随乱随失。其危如一发引千钧,绵绵延延,浸以微灭。于是时,而唱佛老于其间,鼓天下之众而从之,呜呼,其亦不仁甚矣!”(《韩昌黎集》卷十八《与孟尚书书》)因此,要复兴儒学,就应该抛弃汉唐儒生的那套学风,“《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韩昌黎集》卷五《寄卢仝》)。这一思想对北宋儒者反对传统的章句训诂之学有相当影响。

  五、倡导古文运动以排斥科举时文。韩愈是中国文学史上“唐宋八大家”之第一人,被誉为“文起八代之衰”的文学大师。他是唐宋间古文运动的发起者之一。所谓“古文运动”,从形式上讲,就是要求化骈体文为散文,但在实质上,这一运动还包含着要求振兴儒学的深刻含义。因为,自魏晋以来,骈体文盛行,形式主义猖獗,作文成为贵族的文字游戏,无法表达深刻的思想,更无法成为关心社会和文化的工具。隋唐实行科举制度后,首重擅长为文的“进士”,青年士子纷纷学文而放弃学习儒家经典。韩愈提倡恢复古文而抛弃骈体文这个“时文”,而其目的则在恢复儒家之“道”,“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韩昌黎集》卷十六《答李秀才书》)。这一思想到北宋发展为“文以载道”,即学古文是为了传播孔孟的“道”。

  六、提倡“师道”。尊师重教,这是儒家的传统,孔子、孟子、荀子都是大教育家。两汉经学昌明,博士讲学之风极盛,师道不堕。降及魏晋乱世,此风始坏,这与当时的政治分裂、战争频仍、士家大族等有相当关系(参见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隋唐时期“师道”仍然不兴,韩愈作《师说》、《进学解》,抨击当时不重师道的现状,提出“师”的标准应该具有“传道、授业、解惑”三方面的职能;也不应以地位、资历、贵贱、长幼来确定“师”;认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韩愈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还提出了不少具有真知灼见的名言佳句,如“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等等。宋代开始,中国的教育事业有很大发展,与韩愈提倡儒家“师道”也有一定关系。

  总之,韩愈是汉唐儒学向宋明儒学转折时期的一个十分关键的人物。其著作今存《韩昌黎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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