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到喻中先生的《历史上的道统与政统》一文，获得了这样一个基本认知：在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道统（思想统治）与政统（政治统治）是循环着“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演变规律。以孔子为界，之前的2500年是政道合一，即各个时代最高的政治领袖也是普天下的思想导师，身兼二职。在孔子后的2500年，思想导师与政治领袖分离了，无疑孔子开创了思想导师的先河，封建统治者则执掌政权。而到康有为，政道分离的漫长时代结束了，孙中山完成了合一的历史潮流，成为又一演进环节的政道领袖。
我想以个人的浅见对此提出一些看法。首先一个基本的观点是我们人类社会在不断的进化和发展，社会内容日渐丰富，视野逐步开阔。政治、思想、文化以及经济都作为一个独立的存在登上历史舞台，逐渐进入历史的考量范围，引起同时代和后代的重视与研究，进而有为政治领袖、思想导师、经济精英等提供表演和记入史册的可能。所以纵向来看，孔子之前的社会文明尚处于较低的阶段，人们关注的重点在于政治之下的民生，只有在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的条件下才能关注政治之外的社会内容。由政治领袖作为决定主导的社会，其个人施政策略、德行甚至文化修为势必成为人们的焦点，其主张自然引领人们言行走向。在历史的局限性下忽视了本来就不甚重要的经济与文化领域的人和事，政治人物的其他素养由此得以彰显。故政道合一的定位是社会进化局限性的结果而非历史事实。孔子之后出现的百家争鸣文化勃兴是社会进步推动使然，铁制工具引导的农耕文明下生产力的发展为社会内容丰富提供物质基础，使得人们视野开始扩大，开始关注思想同样开明的政治领袖之外的思想文化精英，于是催生了政道分离的现象，但你能说彼时的政治领袖不具德行与知识修养，不具思想影响力吗？视野开阔的人们将政治领袖身上的政权因素进行放大，作为其所代表阶层的标志并不否认他们的其他才能和号召力。其中唐宗宋祖在法制方面的见解至今都是中华法系的显著标志。至于近代，宪政革命人物因西方文明的洗礼不堪忍受腐败落后的清廷统治而举义事，是在不能算政道合一，同时代反对者亦有，文章救国、实业救国以及其他途径的主张者不胜枚举。所以，政统与道统在不同历史阶段因生产力和人们认知水平的差异会显出易变，但算不上“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此外，个人修养和施德政且产生思想号召力的也因帝王的不同而显出政道分与合。在孔子之前兼具两种影响的君王很多，可昏聩暴虐者也不乏其人，夏桀、商纣、周幽等，这不应当成为政道合一的例证。不同的政治领袖会使用不同的权术与策略维护统治，通过宣导施政思想来获取认可。如果将政治权术和执政理念（如济困苦保民生）也视为思想统治的话，开明的统治者都可以评价为道统与政统的典范。
“人，唯其人，一贯追究人，这是自古以来中国人的史观”（陈舜臣），某种意义上它道出了评定历史容易产生的错位，孤立地盯着历史上某个人的言行会忽视整体性个规律性，结论的得出会有所偏差。我们在思考时对一些细节因素不能大而化之地强迫其服从全局，这样可能会导致真理的遗漏。 |
发表于 2014-8-5 2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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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4-23 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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