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本溯源 撮要撷精:评方勇教授《庄子纂要》

  今年4月,我应邀到上海参加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研究中心主办的“先秦诸子暨《子藏》学术研讨会”,看到了方勇教授所撰《庄子纂要》八册(共400万字,学苑出版社),洋洋大观,让我又吃了一惊。近几年来,方勇教授的专著《庄子学史》、主编的《子藏·道家部·庄子卷》先后面世,对庄学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庄子纂要》的出版,也必将嘉惠学林。

  我们知道,自先秦以来,历朝历代注《庄子》者数百家,研究著述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但是,有一个问题是,《庄子》这部书有一种特殊的魅力,“好文者资其辞,求道者意其妙,汩俗者遣其累,奸邪者济其欲”(叶适《庄子》),每一位学习者、研究者对《庄子》都有不同的解读。这些解读成果不只保存在历代的庄学著述中,也散见于其它各种典籍甚至诗文当中,亟需有人来梳理、整理、评价。这是我们当前研究《庄子》的基础。为什么这么说呢?现在有些人搞的研究,有一种不好的现象,常常凭空臆断,根据自己的“成心”发挥,这个问题方勇教授在《庄子纂要·序》中也指了出来,说“时下治庄,或鱼兔未获而筌蹄已弃,尤多华辞臆说,高谈而不根”。所以,我们要寻“根”,要有一个立论的基础。

  方勇教授受到游国恩先生《离骚纂义》的启发,集八年之功,在浩瀚的古代典籍中,搜辑、整理与庄子学有关的著述,纂成《庄子纂要》。全书八册,前六册为主体部分,后两册附录《庄子诗文序跋汇辑》。《庄子纂要》前六册所收《庄子》三十三篇原文,以清光绪中遵义黎庶昌辑《古逸丛书》所收覆宋本唐成玄英《南华真经注疏》为底本。从体例来看,《庄子》诸篇前有“解题”,后有“总论”,末附“论文辑目”。这三部分可以说是相互联系,相互发明,而又浑然一体。各篇原文分为若干节,各节原文后依次为“笺注”、“点评”、“分解”、“校勘”;篇末所附“论文辑目”则汇辑了近百年间研究者针对本篇所撰的相关论文。附录《庄子诗文序跋汇辑》二册,以手工检索与计算机检索相结合,从浩如烟海的历代文献资料中,辑出有关庄子序跋及诗文,依不同内容及问世先后而次第之,让读者和研究者看到了大量的第一手庄学资料。据统计,该书主要征引书目达到152种,涉及书目更是多达数千种,实可谓广而且博。如果方勇教授没有前期《庄子学史》以及《子藏·道家部·庄子卷》的积累,这是很难做到的事情。
  在二千余年的庄学史上,有很多的研究成果,不管是一种学说,还是一个概念,都有它产生的源头。这个源头在哪里?它的发展演变又如何?这需要做一番扎实的考证工作。从《庄子纂要》征引的文献资料情况看,方勇教授已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比如,对《庄子·逍遥游》这一标题的阐释,方勇在“解题”中,从魏晋至民国,列举了50余家不同的说法,让我们对逍遥义的产生、演变有了一个较为细致的把握。在征引诸家观点后,方勇教授并没有就此止笔,而是以“愚按”的形式,说出了自己见解:“首篇以‘逍遥游’三字名篇,陆德明认为是取其‘闲放不拘,怡适自得’(《经典释文》)之义。这一解说是正确的。按‘逍遥’一词,早在《诗经·郑风·清人》中就已经出现,与‘翱翔’同义。而《楚辞》中尤为多见……庄子深受南方文化影响,故文中亦常用此词。……总括上述,可知‘逍遥’二字与‘相羊’、‘容与’、‘仿佯’、‘彷徨’等词,或同义并举,或互文见义,乃是闲适自得之貌。所以,庄子所谓‘逍遥游’者,即是《让王》篇所说‘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之意。”当然,这里的解释,有的学者也未必同意即是“逍遥游”的本义,但至少表现出了方勇教授探寻“逍遥游”本义的努力。在《庄子纂要》诸篇中,方勇教授在这一方面的“努力”一直贯穿着,而这正凸显出《庄子纂要》的学术价值。

  方勇教授编纂的《子藏·道家部·庄子卷》,共搜辑到从先秦到民国时期的庄子学著作302部。如何从这驳杂的资料中把恰切而精当的内容摘录出来,即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这是很见学术功力的。我仍以《庄子纂要·逍遥游第一》解题中所征引诸家解释为例。《逍遥游》是《庄子》首篇,涉及庄子学说的重大问题,历来注庄者都予以高度重视,如何从数百家注释中去粗取精、把庄学发展的脉落呈现出来呢?我们现在来看《庄子纂要》,方勇教授一方面注重选取名家、大家的经典阐释,如郭象、陆德明、林希逸等;另一方面,也注重选取一些新颖的、独到的见解,如王树枏、李大防、秦毓鎏等,把庄学史上的诸种观点都呈现在我们面前。从庄子文本来看,三十三篇在流传过程中产生了一些讹误,有众多的版本。《庄子纂要》以黎庶昌辑《古逸丛书》本为底本,在“笺注”中又依据《经典释文》所出六朝本、敦煌残卷、日本高山寺古钞本、明正统《道藏》各本等进行了校勘,并且还参照《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类书和历代学者注释古籍时所引《庄子》原文进行补校。另外,凡底本中属衍文而当删者,或因缺文而当补入者,《庄子纂要》除在“笺注”中用文字说明外,一律在正文中将衍文和缺文加上“〔〕”,以示醒目。底本中有讹误,但不属于衍文或缺文者,则仅在“笺注”中写上校勘说明文字。上述做法,无疑能够使我们全面掌握《庄子》文本的情况,对诸种版本情况也能够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在《庄子纂要》中,方勇教授对《庄子》文本的理解还每有自己的真知灼见。如《天道》篇桓公与轮扁的对话,其中有“得之于心而应之于手”,世人每以“得心应手”解之,而方教授则认为“以心应手,说明自己的心智尚且不能预知双手的实践活动,更何况想用语言把这一系列实践活动的奥妙之理传授给人家呢?可见,这与后来的成语‘得心应手’,表现为以手从心、以心役手的境界是完全不同的”,这种解释较为独到,似更合乎庄文的原意。对文学《庄子》的阐释,方教授也每有新见,我这里就不一一详谈了。总之,方勇教授《庄子纂要》可以说与其《庄子学史》、《子藏·道家部·庄子卷》是鼎足而三,都是庄学史上的鸿篇巨制,对庄学研究必将产生很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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